第3542期文化产业评论

编辑 | 时光

来源 | 文化产业评论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始于1990年，是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在全中国范围内评选出的本年度10项重大考古发现，其评选标准要求符合国家文物局的报批手续，并保证发掘内容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且为中国考古学科提供新的内容信息及新的认识。

2009年，评选活动的主办单位由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升格为国家文物局，评选活动正式跻身为更加严肃的政府奖。2011年，根据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有关要求，国家文物局研究决定，该活动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

（图源：中国文物报）

自首批“十大新发现”榜单公布至今，历时32个春秋，共有320个项目入选。那么，它们都分布在哪里？哪个省入选的项目最多？哪个时代的项目最多？今天，文化产业评论（ID：whcypl）将对此逐一盘点。

3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哪家强？

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雄鸡”版图，地下文物与地面胜迹互为佐证，处处闪烁着中华文化斑斓色彩。

从地理分布来看，从我国领土东端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2019年入选）到西端的新疆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2012年入选）、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2020年入选）以及南端的海南史前遗存，320个“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分布之广袤，涉及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其中，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北、华中、西南、华东地区考古遗址分布密集。比如，在黄河“几”字形段和中下游沿岸散布着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等。在长江沿岸散布有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湖北鸡公山遗址、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等。这些均是黄河、长江流域孕育中华文明的重要实物见证。

△中国“八大古都”分布图（图源：搜狗百科）

从数量分布情况看，河南、陕西、江苏、山东、浙江等5省是入选“十大新发现”的大户，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河南省入选数量最多，总数高达50项，居全国之首；陕西省28项，位居第二位；江苏省20项，位列第三；山东20项、浙江省19项，分列第四和第五名。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华史。32年间，河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数量达到了50项，总数是第二名陕西和第三名江苏的总数之和，一次次让考古专家眼前一亮，兴奋不已。作为历史长河的“起点”，河南位居天下之中，承载了千年的华夏文化，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都曾发源于此。

“泱泱华夏，择中建都”。中国八大古都，一半在河南，从九朝古都洛阳到七朝古都开封，从殷商古都安阳到商城郑州，数千年来先后有20余个王朝在中原建都，悠久的历史和中原文化中心地位为河南留下了极为珍贵和丰富的文物古迹，地下文物和馆藏文物均居全国首位，被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历史博物馆”。

文化产业评论（ID：whcypl）梳理发现，在河南省50项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中，共有29个重大考古发现位于郑洛地区，15个在郑州、14个在洛阳，其中郑州成为全国入选考古十大新发现项目最多的城市。这一骄人的成绩单，不仅生动展现了在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具有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前后，重大考古成果出现了新的分布趋势，我国西部地区入选的“十大发现”数量增幅最大。如包括陕西、宁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等西北地区，截至2015年入选总数为33项，到2022年总数达到62项。其中，陕西省共计28项，占西北地区总数近一半。

同样，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广西、以及西藏等西南地区，在2011年后出现较大增幅，截至目前总数已达到38项。其中，四川省14项、贵州省7项、重庆和云南分别为6项、西藏自治区3项、广西壮族自治区2项，通过考古新发现，进一步丰富对我国辽阔疆域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认识。

此外，文化产业评论（ID：whcypl）在梳理中还发现，在320项“全国考古十大发现”榜单中，天津是唯一一个没有考古项目入选的省市；其次是海南省，仅有一个项目入选。究其原因主要是，天津与海南均属海洋地区，内陆面积较小，加之水下考古在国内起步较晚、难度较大，故而代表性考古成果也较少。

如，天津所在地原来是海洋，四千多年前，在黄河泥沙作用下慢慢露出海底，形成冲积平原。古黄河曾三次改道，在天津附近入海，金朝时黄河南移，夺淮入海，天津海岸线固定。而海南，自古就是中国辖区荒远的边界，也是四大流放地之一，设郡建州年代较晚。这也是其历史和文脉不足的原因所在。

战国秦汉考古项目入选新发现最多

据文化产业评论（ID：whcypl）统计梳理，在截至目前320项历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中，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战国秦汉及隋唐宋元时期的考古成果最多，共计279项，约占到总量的87%。其中，属于新石器时期时代的有67项，占比为20.93%；夏商周时期有71项，占比为22.19%；战国和秦汉时期的77项，占比24.06%；隋唐宋元时期的有64项，占比为20%。

从上述遗址年代分类统计数据看，战国秦汉时期（包含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入选新发现最多，共计77项、占比24.06%。反观，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共有28项，占总数的8.75%；明清及其他时期最少，共计13项,仅占总数的4.06%。反映出两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我国在对外文明交流中的积极角色。

文化产业评论（ID：whcypl）查询资料发现，在67个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项目中，河南省入选的新石器时代项目就占了13个；在77个夏商周时代项目中，河南省更是多达19个。这也充分印证了这一时期，正是华夏文明起源与早期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

例如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鹤壁刘庄遗址、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等，为考证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揭示了中原地区最早形成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又例如伊川徐阳墓地、殷墟花园庄商代甲骨窖藏、新郑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偃师商城小城等，有力地证明了河南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郑州市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图源：文旅郑州）

选择不同的朝代，则可以发现属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及政治文化发展水平。这其中包括世界遗产浙江良渚古城遗址和殷墟、被誉为“中国文明的前夜”的陕西石峁遗址、“夏都”河南二里头遗址以及“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四川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这些重大发掘成果，对于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解释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整体面貌具有重大意义。

每一项考古新发现，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线索和研究方向的同时，往往也会“改写”人们的认知和现有历史。比如，入选2021年度“十大发现”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项目时间跨度长达13万年，通过共出土7000余件石制品，揭示了远古人类在此地的活动频率和强度。同时，2021年备受瞩目的“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更正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认识。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位置被确认

（图源：考古陕西）

此外，文化产业评论（ID：whcypl）还发现，已入选的320项“十大发现”除了年代不同外，在项目类型上也极其丰富，既有王陵墓葬类及聚落窖藏类遗址，也有古城址类、矿业/手工作坊及衙署/寺庙/祭祀遗址类遗址，还有反映中外文化交流及少量的古代水利工程遗址。

从遗址类型数量上来看，古城和聚落遗址类项目入选最多、合计168项，占总量的52.5%；其次是王陵墓葬类项目，共计86处，占总量的26.88%；再次是窑址/手工作坊类遗址，共计24处，占总量的7.5%。相比较而言，宗教类有18项，占比5.6%；中外文化交流类14项，占比4.38%；其他综合类仅有10项，占比3.2%。

从上述分类对比可以看出，帝王陵及墓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获评项目中，墓葬是仅次于城市或聚落遗址的第二大主要发现类型。尤其是自夏商以后的朝代的项目中，墓葬类的发现都占据了重要的比重。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北京大学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实验室分类统计，获评项目中有一类为“中外文化交流”，总计14项。相关专家解释，选择这一类型，可以发现，中外文化交流项目基本位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在远古文明时代分布较少，在秦汉时期则出现了集中分布，这可能与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关。

结语

从距今10余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到史前玉器的精美工艺；从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到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吐蕃时期壁画墓；从四川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全程直播，到河南博物院推出的数字考古活动……回顾32载中国考古新发现，让人们进一步感受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聆听泥土下传出的絮语，揭开古老中华文明的密码。今年4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考古工作7个方面18个重点任务，并明确到2035年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基本建成。我们坚信，随着全民“考古热”的兴起，一定会有更多沉睡的文化瑰宝从芬芳的泥土中“走出来”“活起来”，与这个时代深情相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