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纷杂的讯息充斥生活，耳边都是如蚊虫嗡嗡般的响声，你会怎么做？是捂紧双耳，企图逃到无人之境，还是干脆成为其中的一员，用自己的声音盖过旁人？香港艺术家黄炳（Wong Ping）在由侯瀚如策划的个展《耳屎》（Earwax）中，索性将脑袋一剖为二地展开，仿佛是匿名者间的窃窃私语。不过，说话的内容似乎和他们的身份一样微不足道。密集的言语被画幅中央的两张嘴所遮掩，两旁的耳屎犹如碎石般争先恐后地落下，像瀑布，也像排泄物。

在越南小馆饱食一顿后，穿过米特区（Mitte）林林总总的咖啡店和画廊，往时代艺术中心（柏林）（Times Art Center Berlin）走去，目光被沿途的小广告和涂鸦所吸引，直至被铺天盖地的展览海报吞没……黄炳戴着他标志性的墨镜，露出说完“歡迎光臨”后的职业微笑。

为了从海报丛林中寻到展厅入口，你需要在钻进沿街的四方洞穴后环顾左右，锁定一段自成一体的阶梯拾级而上，然后才能进入砰砰作响的空间——眼前是一只悬吊在空中，名为《blah-blah-blah》的巨型铜质耳朵和一组为其特制的乒乓球机器。硕大的耳垂令人联想到佛祖的智慧，诡异的是，除了耳孔之外，耳垂上还有一个喧宾夺主的特大耳洞。机器从角落向外发射乒乓球，或是冲向墙体，或是从洞口越过直抵墙面，或是击中铜雕反弹坠落——轻重不一的响声形成独特的韵律——不过无论是哪种轨迹，耳朵都从不吸收，全盘吐出，就好像形成了天然的屏障来抵御杂音。古铜色的表面斑驳陆离，在千疮百孔的同时刀枪不入。要想继续探索，就顺着楼梯向下行进，这也是从冷静客观、将大局尽收眼底的旁观者内化为作品的过程。因为一旦到达地面，就只能瞻仰耳垂，稍有不慎还有可能会被变换了方向的乒乓球砸中，抑或是被散落在各处的球体绊倒。

通过影射了狭长耳道的幽暗阶梯进入地下二层，来到三屏影像《耳屎落石》（Crumbling Earwax）跟前，黄炳的左右脸切面在轰鸣声中如五指山般拔地而起。在棉签的引导下，我们经由外科显示器的镜头进入真实的耳道——他的正脸突然出现在尽头，想象着佛祖耳膜在接收信息时的门槛、安徒生之手的多重功能、在天堂里恢复了听力的贝多芬、耶稣复活后做的不合时宜的播客……黄炳用他直接而智慧的语言，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物从现实的维度剥离开来，再用他匪夷所思却能自洽的逻辑重组成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片段，令人在惊叹于脑洞大开的同时倍感亲切。

伴随他对2020年潘通年度流行色“经典蓝”的描述，充满信任和希望的记忆从泥沼中浮现，但正如黄炳所说：“对于现状我们并不需要绝望，因为绝望只是人脑里虚构的感觉；不过同时亦请你不要抱有希望，毕竟希望一样是人脑里虚构的感觉。”他用一贯自嘲的语气揭开社会的伤疤，却从不让人感到冒犯，留下我们在被碎石堵住的通道前沉思。脚边滚过的白球打断了思绪，但生活还在继续。

这是黄炳在时代艺术中心（柏林）的首展，也是侯瀚如在2018年为它策划开幕展之后，与该馆的第二次合作。我们与艺术家和策展人分别进行了专访，将以上下篇的形式与大家分享（*对侯瀚如的专访将在下篇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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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炳

本次展出的是由柏林时代美术馆委托，根据场地特别创作的作品。策展人侯瀚如曾把疫情期间无法亲临现场的策展状态形容为“隔山打牛”或“元宇宙”。为准备本次展览，你是否有机会来到柏林？

很遗憾，我还没去过这个空间。不仅是本次柏林的展览，在过去的两年中，我都在世界的另一端布展。虽然有些艺术家可能挺享受这个过程，但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场blind date。我为展览辛勤工作数月，却没法到现场来看它一眼。我不知道空间中的打光是否合适，是偏绿还是偏黄；不清楚三屏影像作品会带来什么样的现场感受，音量是否足够……

Blind date的比喻很有趣。策展人就好像是位月老，把脾性相符的艺术家和机构牵到一起。你们互相都隐约有些了解，还有些期待，却未曾谋面。

对。我以前会把作品直接挂到网络，上传之后，我对观众用什么媒介来接收信息一无所知，也没法控制。在线下做展览则完全相反，我可以调试投影仪、声音、色彩——色彩对我的影像作品来说非常重要。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很享受机构把空间交给我，让我在里面尽情实验。我也希望好好利用做展览的机会，根据空间去做些变化，把它和互联网视频的展示形式区分开来。很遗憾这次我无法“在场”，好在时代美术馆的团队会给我建议——我后来学会用轻松的心情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别做太多干涉。

这次的展览里有你迄今为止最大型的雕塑作品。能和我们讲讲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雕塑的吗？你怎么看待影像作品、雕塑和空间的关系？

我倒没有“开始做雕塑”的那个时刻。从我的第一个展览起（2015年在香港咩事艺术空间的个展），我就会用物件（招财猫、霓虹灯）来填充展厅，纯粹是想把空间填满。当时我没有什么艺术家朋友，也不知道“空间”意味着什么。但在做展的过程中，我听到好多人谈论它，以及怎么去利用、安排空间，我至今也还在学习。

我在做动画时，常常要花上好几个月盯着显示屏，我不想让来看展的人面对的只是一块更大的屏幕，这种煎熬让我自然会想做些别的东西。雕塑对我来说是从图像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像是伸延阅读，一些小支节不太适合放在动画内，我就会利用雕塑或装置去强化故事线也好、说服观众也好，让空间和图像产生回响。但回过头想，大部分原因是娱乐自己，把自己于做动画的重复性地狱中抽离出来。

是的，在柏林看展时，我好几次差点被地上散落着石块和乒乓球绊倒，这种体感更激发了我对影片内容的主动理解，而不再只是被动观看。

有些展厅的建筑本身就很吸引人，我想拥抱建筑，让建筑本身凌驾于我之上，再融为一体，而不是仅仅把展厅改变成个人风格。每次都相同的话我会闷死，继而产生“我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的念头。况且，这应该是一生仅此一次的机会吧，我不觉得机构会给我在同个空间里再次做展览的机会（笑）。

我注意到你用海报把时代美术馆的幕墙全部包裹了起来，甚至在街上都能随处看到这些像小传单一样的海报。你在构思这个展览的时候，有把“柏林”这座城市纳入考量吗？

说实话，这次展览中，柏林并没有让我特别去考量太多。虽然媒体让你觉得世界近在咫尺，你能知道伦敦或者纽约正发生着什么，但我现在越发觉得很难看清“真相”，除非它是像战争那样的“绝对事件“。当人们在讲述柏林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时，我对这个社会现象当然是感兴趣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有足够深入的信息去谈论这个城市的问题。如果我装作很懂，这只会让我自己难堪。但有趣的是，只要我谈论自己地方的问题时，基本上那些问题就是世界，当观众说感到共鸣时，你就知道世界都是一样的糟糕，所谓的地域性就不再需要考量了。

所以，可以说你的创作是围绕和你有直接关联的事物展开吗？

也不完全是。我对社会现象和事物之间的关联很感兴趣。我喜欢写故事，或者说这背后的思考比写作更重要。我的作品并不是想要给出答案或者触及真相，我想和它们保持距离。我说的话听着像是无厘头，但又好像能和自身联系起来，这种暧昧的距离很吸引我。

听得入耳的都是常识和逻辑，沉闷至极，歪理和废话才是令人进步的源头，它们是一座桥，让我找到事物之间的连接点，“耳屎”是有存在的必要。

比如在这次展览的片子里，有一段讲的是安徒生的手，他在日记中提及自己用这双写童话故事的手来自渎。我觉得这个连接很有趣而且重要，再廷伸下去就是公开死人的日记道德吗？公开了艺术家本来废弃了的作品但却改变了世界，又道德吗？

我还提到了贝多芬，大家都知道他的音乐很伟大，但他耳鸣了之后都没有听清过自己的作品，所以评论家所赞美的很可能是建基于一个贝多芬不喜欢的版本，他会开心吗？就像我到现在还没到现场看过这个展，我会开心吗？也许他伟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后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演绎他的作品。现在的古典乐演奏家，他们的厉害之处是在于“演绎”经典，但贝多芬本人想通过作品表达的情绪呢？

我很喜欢看脱口秀。近年才发觉原来自己的写作方式和脱口秀很接近。把几百样东西拉扯在一起，建构一个有一点暧昧逻辑关系的世界观，又好像是废话的段子。我喜欢这种浓缩性。不停地建构暧昧，丢下问题就跑。这次在时代美术馆做展，我尝试剔除很多动画的元素，弱化视觉性。希望能成为从前那些在树下说故事的人，就只是一个站起来说故事的人而已。

这是你在作品中使用自己的肖像的原因吗？

哈哈对，因为总还是得有些视觉性的东西在。我记得看过有人把某人士的头像贴满自己的房子，防止被拆，当作是护身符。那种美学很地道，功能性主导下反映出屋主对头像的心态、对制度的心态。于是乎，我希望自己的头像能为时代艺术中心带来保佑。

是什么导致了对动画的弱化？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以在动画里做任何事，当拥有这种接近绝对的自由时，唯有需要的可能是自制吧，我不想滥用这个权利，不喜欢这种惯性。在积蓄能量的过程中，我做了各种实验。比如2021年在纽约Tanya Bonakdar画廊做的展览“大挑逗家”（The Great Tantalizer），我尝试用一张静帧的网上视频会议纪录，去谈一段挑逗熊猫生育的历史。但老实讲，我并不会想太多，好玩最重要。我在完成作品之后只想去度假，还是请艺术评论家来阐释吧。

但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实验，不变的都是你喃喃自语般的配音。你用的一直是自己的录音，对吗？在录音时，你会想象是在对观众说话吗？

在最初，我是给朋友的MV做动画，所以我并不需要有自己的故事，只要负责视觉就行了。但刚好我又对写作很有兴趣，慢慢就把这两部分结合了起来。我当时也没有什么野心，甚至都不知道电影节是怎么回事，总之就是自己录了音，结合动画再放到网络。直到后来，当我在做国际展览的布展、在开幕上观察人们的反应，才意识到我的录音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环境音（ambience sound），之后我就并不在意我说的话是否清晰。这也回到了我最早把作品上传到网络的经历，一开始只是想找乐子而已。

幸运的是，和我背景不同的人也能明白我在说什么，这或许也和全球化有关吧。但全球化让我感觉一直在被剧透，飞到那里都早已经有千篇一律的感觉。

疫情期间，许多现实中的活动都有了线上的维度。你在短片中提到，现在已经习惯于在网上签署请愿，短短一个上午就为世界各地的议题出了份力。

对，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社会现象。跟我抛下的其他问题一样，我并不是在反对线上捐款，而是在用自嘲的方式去思考，线上请愿的成效，当应和变得简单、抗争变得虚拟时，政权会因此动摇多少？把历史以来有血有肉的抗争运动与现时支持或反对想对比，只在于一键之间。舆论重要吗？抗争者与抗争对象之间是否因此产生更大距离？

是的，有时候我们根本无法洞悉真假，也许这一切都只是假象。你之前提到过，在创作初期，你想把做好的图片和短片上传到国内的网络，但有时候会无法成功。然后你会发现有人自行下载后发上了大陆的网站。这也是个挺有趣的艺术民主化过程。我很好奇你怎么看待同样以去中心化、民主化为初衷的区块链和NFT，尤其是艺术NFT项目和它们的社群属性？

我觉得初心是好的，而且之前的既有系统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当大家涌入里面把它当作赚钱的工具，它就会变味。就目前来说，我还没看到它在表现形式上有什么突破，社群的概念也只是在换个套路做营销而已。不过我觉得在艺术之外，NFT领域确实有一些很疯狂的想法，比如拍卖史上第一条推特的推文，诸如此类的奇思妙想可能要比艺术NFT项目更具创新精神。总体来说，相较于做一个NFT项目，我对它背后的框架体系和映射出的社会现象更有兴趣。

你最近在准备什么新项目吗？可以聊聊你都是如何做准备的吗？

我在准备西澳大利亚博物馆（Western Australian Museum）的项目，为他们在珀斯（Perth）的新空间做一件作品。我在那里读大学，这座城市改变了我很多，所以我很期待这个项目的落成。另外我还在准备挪威的个展。

其他艺术家朋友们可能有特定的研究方向，比如植物、科技、金属、声音……他们一觉醒来就知道一天的计划。但当创作主题是来自社会现象，唯一可做的就是好好活着，吃好睡好，健康地看着世界崩坏。做展览对我来说有点像是去看心理咨询师前要做的准备工作，需要我把过去几个月里记下来的毫不相干的东西梳理出头绪和故事。

文丨沈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