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中央戏剧学院召开“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形象”——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研讨会，主要内容包含历史回望、艺术实践和理论探求。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央戏剧学院特聘教授仲呈祥，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客座研究员廖奔，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罗锦鳞，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长彭吉象，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中央戏剧学院客座研究员孙惠柱，马可之女、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会长马海莹等25位专家、学者线上参会。此次研讨会由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承办。学院党委副书记宋英、副院长徐贞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高音主持。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致辞并作主旨讲话《继承鲁艺传统 坚持“人民性”戏剧创作与教育之路》。郝戎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伟大的历史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集中体现，为革命文艺指明了方向。当年，鲁艺师生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创作出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作为鲁艺继承者之一的中戏，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的教育与创作原则，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学习《讲话》，研究《讲话》，践行《讲话》，继续艺术创作、戏剧教育的革命之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央戏剧学院的职责使命。

       郝戎强调，从毛泽东同志倡导“工农兵文艺”开启的延安文艺道路，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内涵的再发展，都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诉求。革命战争时期与和平发展年代的两次文艺座谈会讲话，都旨在指导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形象。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这是两次文艺座谈会给我们的底气和勇气，也是我们今天仍旧要不断重温、纪念、传承、弘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根本动力。

       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央戏剧学院特聘教授仲呈祥做了《灯塔光耀八十载 守正创新文艺魂》的发言，谈到毛泽东同志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关于文艺的重要讲话，跨越了历史时空，既有继承，又有弘扬；既有发展，又有创新。毛主席《讲话》“有经有权”（郭沫若语），既有普遍的文艺规律，又适应了当时历史环境的需要。隆重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就是要通过重温和学习《讲话》的精神，同时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光辉历程和成功经验，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去迎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文艺的持续繁荣。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客座研究员廖奔以《从延安鲁艺高歌而来的一代人民艺术家》为题，讲述了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书时，跟随自延安而来的文艺理论家张庚先生求学，在中国文联书记处工作时期，与来自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周巍峙、贺敬之、欧阳山尊等人交往的故事。他认为，今天隆重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对于我们站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大背景下，正确追寻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的道路，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罗锦鳞强调，《讲话》仍然是我们的明灯，指引文艺工作的方向。他深情讲述了自己在学院学习、工作、生活的66年间，始终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从事艺术教育、戏剧创作之路，并表示今天我们还要继续领会《讲话》精神，让文艺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长彭吉象认为《讲话》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在参与郝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戏剧影视“高峰”作品创作建设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必须遵循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才有可能真正创作出当代中国戏剧影视高峰作品。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中央戏剧学院客座研究员孙惠柱的发言围绕《讲话》指引的普及之路与中国音乐剧的发展展开，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艺术应以普及为先的原则对今天的中国戏剧同样适用，如今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如果以广义音乐剧的概念定义，最早的成熟作品是鲁艺的《白毛女》。中国当代音乐剧发展的先锋是中央戏剧学院，也希望中戏做出更多努力，让我们共同迎来中国音乐剧的春天。

       马可之女、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会长马海莹介绍了鲁迅艺术学院的往事、马可走上音乐之路的缘起，鲁艺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分布在各个艺术单位，沿着《讲话》指引的道路，继续为繁荣舞台贡献力量。最后，她将马可的话送给青年学子：“我对你们的希望，已经通过我们一生的道路表达出来了。”

       凌子风、石联星之子，著名摄影师凌飞讲述了父辈在青年时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艰苦历程，他认为任何时代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不仅需要天赋，同样需要真情，这可以激发人的创造力。《讲话》提示文艺工作者要扎根于民族与传统，这对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郭富民的发言围绕《讲话》与话剧的大众化与民族化展开，指出《讲话》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具有历史穿透力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并以“秧歌大会”及《白毛女》在乡村、城市的轰动演出分析了讲话对艺术创作的指导意义，对话剧民族化、大众化起到的示范作用。他期望今天的艺术工作者深扎脚下的土地，沐浴四海云水，八面来风，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让中国的民族性具有世界性，让中国戏剧的大众化最终实现全球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审、中央戏剧学院客座研究员何吉贤介绍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丁玲与《讲话》在文艺观念和历史上的关联；丁玲作为新中国文学体制主要创建者之一，主要围绕“深入生活”的创作观念和方法，对《讲话》的深入阐释和践行；以及丁玲在80年代初对《讲话》精神的坚持和进一步阐发。他强调了丁玲对《讲话》精神的阐释和实践在当代文学中的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于洋的发言《“延安学派”与“‘鲁艺家’的艺术”——兼谈艺术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对于文艺创作中艺术性与人民性、学术性与大众性关系进行了阐述与反思。他从美术领域谈“延安学派”概念的提出是艺术性、学院派的，具有学理性、精英性，而“‘鲁艺家’的艺术”是人民性、大众性的，带有天然的原生态、去精英化的味道，有民间乡土的温度，更加生动、深刻地揭示出人民大众的初衷与需求。相对而言，“鲁艺家”的称谓包含着一种源自广泛大众的期许，也彰显了人民群众审美接受和价值评判的权力。今天我们在建构学院派的同时，也应该呼唤更多新时代的“鲁艺家”和“鲁艺家”的艺术。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鲁太光认为，《讲话》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程，提供了党领导文艺的基本遵循，奠定了党领导文艺的组织和制度基础，开辟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广阔道路，并以作家柳青、赵树理、周立波三人的探索为例，总结了在《讲话》指引下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丰富经验及其对新时代文艺的启示。

       刘炽之子刘欣欣围绕刘炽的秧歌剧和歌剧创作，以《讲话》的重要观点为指引，结合刘炽在延安成长、创作的经历，回顾《讲话》对中国文艺事业的影响与现实意义，提出我们需要加大对延安文艺作品的研究力度，共同创造最新最美的人民形象、中国形象。

       复旦大学教授朱鸿召以《如何评价延安戏剧艺术的“洋气”与“土气”》为题展开讲述与分析。强调“洋与土”就是“西和中”，“西和中”是事实判断，“洋与土”则是价值判断，从鲁艺的建筑、延安文艺的构成，关于演大戏的讨论，延安文艺的发展路径，得出延安文艺座谈会是用生动活泼的文化方式来解决文艺领域的问题，妥善灵活地处理了“洋与土”问题的结论。

       剧作家、中央戏剧学院客座教授王宝社在《写什么与怎么写——“讲话”的启示》的发言中，分享了剧作家胡可先生的话：“你创作上遇到困惑时，好好研读《讲话》。”他介绍了《讲话》在哪些方面帮他排疑解惑。他着重强调，一个作家一生要面对两件事——写什么与怎么写？写什么决定了作家怎样面对生活，用何种方式了解人，如何从中发现题材；怎么写，一是要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艺术经典，二是要研究观众，注重演出效果。《讲话》里有认识论也有方法论，人一旦掌握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将会受益终生。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姜涛围绕红色题材舞台作品的导演创作，介绍自己从1974年参军入伍学习文艺，从1989年开始从事戏剧导演工作，在创作中始终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自己的思想引领。近年来他导演了八部红色历史题材的作品，并希望今后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合格的戏剧导演，合格的人民教师。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陈敏在《以人民为中心，探索新时代文艺的高峰之路》的发言中谈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中的共同立场与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要探索新时代文艺的高峰之路，需要真正地理解和把握延安文艺座谈会中提出的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如何为法”这两个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崔柯的发言题目是《理解〈讲话〉：认识装置与历史现场》，他认为，理解《讲话》应跳出当代文学观念和理论框架，回到历史现场。《讲话》不单纯是一个理论文本，它是一项具体的、迫切的革命工作的产物，解答了当时文艺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讲话》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赢得了文艺地位和美学权利，为作家指明了扎根现实土壤的创作方向。

       《流动的媒介，流动的主体：根据地时期的话剧实践与观演关系》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的发言题目。张慧瑜认为《讲话》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提出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与工农兵结合，这是在特殊时期形成的一种走向群众、为群众服务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状态，这种从城市到乡村的逆向流动需要改造话剧艺术，使其适应乡村的环境，变成“群众不动，演员流动”的媒介，并且需要改造话剧艺术家，使其成为战争时代进行基层宣传的媒体工作者。这种逆向流动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文艺领域，在农业、科技、卫生等领域也广泛存在，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专业知识分子的状态，由此可见《讲话》是文艺领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方案。

       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教授、中央戏剧学院客座研究员陈建军从《讲话》精神与欧阳予倩艺术观念的调适这一新的研究角度，指出欧阳予倩真正认识、学习和思考讲话精神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并进行了传统的重建：中国戏剧艺术的传统、50年代话剧运动的传统，其中话剧运动的传统就包含着延安文艺的实践。最后提出：50年代欧阳予倩的艺术成就和理论思想值得我们重视、研究。

       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谢俊以小知识分子性如何面对人民性为题，谈《讲话》对周立波小说创作实践的影响。他以文学家周立波为代表，分析小资产阶级感情的转换问题、小知识分子性的残留问题等，并指出这种现象并不是孤例，在同时期的作家柳青、赵树理等人身上都曾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江棘以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为研究对象，向前观照到20世纪30年代民众戏剧运动中的“新歌剧”概念和实践，向后延伸至中国“新歌剧”第二起点和高峰《白毛女》，分析在这条发展线索中民众剧团发挥的重要作用。从秦腔专业化改造、到郿鄠戏方向转变，再到与鲁艺共同汇入秧歌剧运动洪流，民众剧团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三重错落有致的交响，其对于民众、民间话语的集中、深入、辩证思考与实践探索，极大助力了现代戏剧民族化理想的落实，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讲话》的理论高度、历史深度和实践厚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卓的发言从《周立波延安鲁艺讲稿》谈起，涉及周立波对“关门提高”问题的理解，在小说形式中探索处理与群众关系等问题，认为周立波的思考与《讲话》中提出的民族形式等观点是分不开的。

       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王羿将目光放在《讲话》对三十年代末中国话剧发展困局的揭示与启迪，认为中国话剧在三十年代末进入了困局，具体表现为剧本荒。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困局找到了一个答案，《讲话》指出许多党员在思想上未完全入党，并没有认清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座谈会后，戏剧下乡，秧歌剧运动在农村迅速普及了话剧这一样式，《白毛女》则代表新的人民艺术的形成。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马娇娇以1939-1944年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为例，介绍“新文艺”的流动与再造。西北战地服务团作为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工团，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流动推动了敌后乡村文艺工作的发展，它以在延安之外的成功经验，证明了《讲话》的正确性与先进性。

       会议由郝戎作总结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