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2021年“元宇宙”热浪，2022年虚拟服饰、NFT头像等数字藏品频频涌现，博物馆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新技术的“弄潮儿”，博物馆数字藏品成为了受年轻人的追捧的热点。在发展火热的同时，有关数字藏品的限制声音也不断发出。近日，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在北京组织召开数字藏品有关情况座谈会，会上指出“文博单位不应直接将文物原始数据作为限量商品发售”“消费者要远离因盲目炒作产生的风险”，加之数字藏品所涉及的信息安全与权益问题，博物馆数字藏品该向何方?

作为2021年“元宇宙”热浪的接续，2022年虚拟服饰、NFT头像等数字藏品频频涌现，博物馆摇身一变成为了新技术的“弄潮儿”。众多博物馆与互联网公司合作发布各类文物数字藏品，一时间博物馆数字藏品成为了年轻人的消费热点。

据算力智库发布的《2022数字藏品研究报告——NFT:中西方价值捕获的分化之路》显示，2021年中国数字藏品的发行平台多达38家，中国各发售平台数字藏品发售数量约456万份，总发行价值约为1.5亿元。（报告链接：《2021年中国数字藏品发售量约456万份！价值1.5亿！为什么这么火？》）但最近，针对数字藏品的讨论明显在“刹车”，有关数字藏品的限制声音不断发出。近日，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在北京组织召开数字藏品有关情况座谈会，会上指出“文博单位不应直接将文物原始数据作为限量商品发售”“消费者要远离因盲目炒作产生的风险”，加之数字藏品所涉及的信息安全与权益问题，博物馆数字藏品该向何方，成为了需要重新冷静审慎考虑的问题。

从2017年开始的“集五福”一直是支付宝的一个热门活动，消费者可以通过集齐五张福卡获得红包与消费优惠，而2022年的集五福活动又有了新的方式——我国最顶级的两家文物收藏和展览机构故宫博物院与国家博物馆参与了进来，他们携清“漆木虎”和秦“阳陵虎符”两件虎文物加入五福文物福卡、彩蛋卡。用户在参与扫福的过程中，有机会获得这两张文物定制卡，详细了解虎文物背后的历史。除此之外，共有24家文博单位在支付宝旗下的数字藏品平台鲸探发布“虎文物”“十二生肖文物”及“镇馆之宝”相关的3D数字藏品，用户可以集齐福卡后兑换平台发行的博物馆数字藏品，这被称作国有博物馆在数字藏品领域的“集体试水”。

这次“集体试水”与一项计划密切相关：2021年10月21日，鲸探推出重点针对文博领域的“宝藏计划”，湖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24家文博单位与其合作发行了源自馆藏的文创数字藏品。随后，鲸探“宝藏计划”拓展至文旅、非遗领域，推出了多个数字藏品。

在数字化的二十一世纪，文化遗产领域的数字化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大热趋势。不论是为了修复文物、保护文物，还是为了文物内涵的更远传播，数字化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使得NFT成为了新的热点，它与数字藏品结合，让数字藏品具备交易价值。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区块链技术激活数字文化遗产》报告认为区块链技术具有规范数字内容标准、明确数字内容的权利归属、完善数字博物馆建设的三大作用，可以激活数字文化遗产，推进数字文创发展。在众多数字藏品之中，博物馆数字藏品因其本身特有的历史属性与文化内涵成为了数字世界新的炒作热点。

博物馆数字藏品的高光时刻当属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数字藏品的发布，限量1万份对外发售、引来各地60万人在线抢购、短短3秒即告售罄，这都体现出人们对于博物馆数字藏品的热捧。随着限量售卖数字藏品的商机涌现，除互联网大厂外，近半年内，新兴的数字藏品平台也纷纷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据《链新》统计，截止目前，国内数字藏品平台已超过70家，甚至新华社、央视网等央媒也推出了自己的数字藏品希望能赶上这波消费新潮。

纵观自“元宇宙元年”到如今的数字藏品，博物馆数字藏品为何可以掀起新的数字藏品国风浪潮？

这离不开博物馆、科技平台与消费者的共同作用。

• 内容提供：博物馆对文物保护、文化教育与数字化提升的需求
  

博物馆是一种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机构，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以学习、教育、娱乐为目的，发行博物馆数字文物对于文物保护、传承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博物馆数字藏品的基础是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这将推动博物馆数字化提升工程进一步深化。

此前，不仅是文物，人们在面对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上都会面临开发与保护的问题，束之高阁的保护或者开发式的传承处于不尴不尬的境地。文化遗产数字化在本质上符合文化IP的发展规律，为文物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路径，合理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有利于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文物的传播与保护，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提供动力与氛围，促进历史文化资源永续利用 。

比如云冈石窟从2003年至今基本完成了石窟总量1/3的数据采集，完成3D打印云冈第3窟、第18窟和第12窟，第3窟的复制文物为世界上首例达到还原级别的大型复制文物，而可拆卸的第12窟3D打印作品能够进行移动巡展。博物馆将文物数字化，让所生成的数字藏品能够在“云端”让更多、更远的人熟知，更好地发挥了博物馆文化教育的作用，可谓是在物质载体与思想意义两种维度上的“文物永生”。

当下许多博物馆数字藏品依靠文物数字化后的“三维数字模型”进行生成，而3D建模本身就是文物保护与修复中的重要技术，一方面为博物馆进入数字藏品领域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为一些技术滞后的博物馆提供技术支持。

随着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视觉与虚拟现实等技术与设备日渐完善，相关部门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三维模型”模拟出文物的最初状态到破损现状的渐变过程，并据此估计可能变化的趋势，从而完成真实文物的修复工作。所获得的“三维数字模型”可以直接生成精度极高的数控加工指令，辅助恢复破损或不完整的三维建筑，更便利了相关数字藏品的生成。更完整的文物形态，更直观全面的云赏方式，也让人们对文物所对应的历史、故事、技艺甚至未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 发行平台：“元宇宙”热潮带来的可观收益使科技平台主动寻求合作

除了公益性、教育性作用之外，数字化带来的收益也是可观的，这是互联网数字收藏品平台纷纷跟进的原因。许多数字藏品发售价格比较低，但在发行后短时间内就被秒抢一空，甚至可以被炒作至上千倍价格，收益可观、利润丰厚。

基于蚂蚁链的鲸探是全国最大的数字藏品售卖平台，现在还有基于腾讯至信链的幻核和TME数字藏品和基于京东智臻链的灵稀数字藏品，除了大厂外还有一些公司也开拓了自己的数字收藏品平台，不胜枚举。

一般数字文物藏品都是限量发售，价格在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购买之后不但可以看到它每个角度的3D影像，还可以获得互动权限，甚至可以听到声音，比如购买一把剑，便能听到剑划破长空的声音，这也为之后的技术操作留下了空间。现在打开鲸探，就可以发现平台上所有已发售的藏品基本都处于售罄状态。年轻人热爱追捧新潮，购买数字藏品NFT不但满足了他们追捧新潮的心理，也让每一件被卖出的数字藏品背后的历史故事深入人心，可见，博物馆与平台合作是一种双赢。

• 消费者：文物数字藏品的特有历史属性让消费者获得身份认同

文物本身在大多数人观念中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因此与其他艺术创作的数字藏品不同，文物数字藏品本身具有特有的历史属性、文化属性，此前一段时间内，文物藏品似乎是一个离普通人很遥远的概念，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高高在上地展览在博物馆与观众相隔而望，或是作为个人收藏以天价拍卖给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们。但是数字藏品却打破了这一隔阂，普通人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古玩”。仅需几十元，就能获得具有极高价值的文物数字藏品。在数字藏品的世界里，“收藏家”不再遥不可及，圈层的局限也不再是金钱壁垒，藏品们以一种温和而独特的方式走入消费者的视野中。

有观点认为，数字藏品承载着人类素有的对“永生”的向往，而博物馆发行的文物数字藏品则更承载了向后的历史与向前的永生两个时间属性，收藏家们购买数字藏品是则在记录当下。消费者们被藏品本身或者被藏品背后的故事吸引，认同藏品价值，自己也被同圈层的群体认可，在元宇宙中拥有独特的身份凭证。

数字藏品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凭其去中心化、公开透明、智能合约等特征，可以保障数字藏品的唯一性、真实性、永久性，这意味着一方面可以实现文化遗产的“数字永生”，扩大文化传播，但另一方面由于其生成规律，涉及文物相关权利的分离，具有投资与管理风险。虽然因数字藏品是新生事物，相关监管尚不全面，但关于NFT领域，多个机构已发布过相关的限制与监管办法。

近日，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在北京组织召开数字藏品有关情况座谈会，会上专家表示，在文物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文博单位要坚持公益属性。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正规授权方式利用文物资源进行合理的创新创作，以信息技术激发文物价值阐释传播，文博单位不应直接将文物原始数据作为限量商品发售；要建立权责清晰、程序规范、统筹有力的管理制度，牢牢把握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确保文物信息安全。消费者应选择合理合法、健康有序的收藏方式，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远离因盲目炒作产生的风险。

细细数来，这并不是文创类数字藏品第一次受制，早在鲸探推出“宝藏计划”、数字藏品刚刚兴起时的2021年10月，就由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盟牵头，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杭州互联网公证处、央视动漫集团、湖南省博物馆、蚂蚁集团、京东科技、腾讯云等共同发布了《数字文创行业自律公约》，这是国内首个面向数字文创领域的行业公约，旨在强化行业自律，共建良性的数字文创行业发展生态，公约中提到“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以数字文创作品为噱头，实质发行和炒作虚拟货币的行为；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数字文创作品价格恶意炒作，防范投机炒作和金融化风险。”

那么，大热的博物馆数字藏品为何在此时遭遇“刹车”？

• “限量发售”对博物馆公益属性与文物信息安全造成威胁

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和特性是收藏、展示和研究，“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它对人类和人类环节见证物进行研究、采集、保存、传播，特别是为研究、教育和游览提供展览。”依托区块链技术，博物馆数字藏品可以使文物依靠新技术实现“数字永生”，保留其原貌，对抗时间，同时是一种人类智慧与成果的记录，现下多数博物馆与科技平台合作发售的数字藏品一般有文物数字化复制、以文物为基础进行文化创意以及AI智能学习生成等途径，多以文物数据为基础，但数据化形式比较容易被他人窃取，如若文物数据可以被随意拷贝与传播，有可能影响文物安全，甚至会对我国文化资源与知识产权造成威胁。

大多数现有的博物馆数字藏品发行方式是平台定价售卖，从19.9元到上千不等，仅少数是通过赠送发行。区块链技术为每一个数字藏品赋予了唯一的“数字身份证”，“限量发售”则使这个“唯一性”更加凸显，但是这却为饥饿营销、投机炒作留下了空间。比如基于蚂蚁链发行的敦煌支付宝付款码皮肤全球限量发售8000张，这款原价不到10元的皮肤此前在二手平台上一度被炒到最高150万元，最后被平台强行下架才平息，这也说明发售的博物馆数字藏品可能面临恶意炒作与二级交易的财产风险。博物馆使用新技术应为文物保护与传播提供便利，限量发售数字藏品却可能与初衷背道而驰，陷入风险。

• 消费者权益与作品相关权利存在管理漏洞

一方面，由于数字藏品是新事物，国内相关监管机制并不成熟，全面禁止其“二级交易”，限制市场流通环境，当下数字藏品与NFT的价值存疑，容易滋生投机炒作与非法集资问题，存在监管隐患，这使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金融市场安全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就博物馆数字藏品本身来说，在生成过程中需要面对文物与数字复制品的分离以及文物所有权、知识产权与数字藏品知识产权的分离，伴生许多权利问题，如文物数字化复制所得的数字藏品知识产权如何认定、仍在版权保护期的文物相关数字藏品如何管理等等，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与管理机制尚不健全，博物馆自身的权利有可能受到损害。

数字藏品是对人类智慧的一种记录，不可篡改，却可溯源。博物馆数字藏品所承载的，也是人们对于人类古老智慧的向往与对文物永生的美好期望，文物不可再生，但文化可以永续流传，因此博物馆数字藏品也应从文物保护、传播与教育的本心出发，使技术真正为文化传承所用、为人民群众服务，健全监管机制与法律法规，营造更安全、稳定的数字藏品市场与收藏氛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