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是展览与受众之间最为传统和主流的沟通形式。无论知识背景和价值倾向，有所“看”之后必有所“感”。当我们想要去反思和推介一场展览之时，这种“感”都是不可忽视的。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希望有一千个观展者，便有一千篇宣扬着自我独立视角的观展文章。

展览地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南1展厅

展览时间

2021年11月21日——2022年4月17日

展览单元

序章：那一个脚印

第一单元：那一群人

第二单元：那一粒米

第三单元：那一缕炊烟

第四单元：那一抹红

尾章：那一个时代

源流运动：请您简单介绍展览的背景和内容。

蒋乐平：我作为上山文化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一路见证和陪伴了上山文化的发现、研究直到现在。自2000年在浙江浦江县发现上山遗址后，陆续发掘约20处上山文化遗址，发现了1万年前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迄今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和大量彩陶等，由此揭示出上山文化价值的重要性。2020年举办的“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得出重要结论——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近些年来国家重视考古和文物工作，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提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的指示，上山文化受到浙江省政府的重视。2021年，有关上山文化的展览走出浦江在杭州进行展示，得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和反馈。之后，我们推动上山文化展览走进北京，在更大的平台宣传，得到了国家博物馆的欢迎和支持，促成了此次“稻·源·启明”特展的亮相。

仲召兵：这次展览重点围绕“稻作农业起源”“最早的村居”“最早的彩陶”三个方面展示上山文化的新发现与新认识。展览共分为序章、“那一群人”“那一粒米”“那一缕炊烟”“那一抹红”和尾章六部分。序章介绍了早期人类由穴居模式走向定居的新模式，引出作为定居先行者的“上山人”；第一单元“那一群人”以义乌桥头遗址发现的人骨遗存揭示上山人的形象，介绍了上山文化遗址群的时空分布与区域异同；第二单元“那一粒米”通过夹炭陶片、炭化米、收割工具、碾磨脱壳工具等系列证据链条，展示了上山文化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第三单元“那一缕炊烟”以上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房屋基址和环壕展示早期的定居生活；第四单元“那一抹红”介绍了上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彩陶和精神世界；尾章通过“那一个时代”主题视频，突出上山文化的价值和地位。

源流运动：您怎样看待考古学主题的展览？您认为这种类型的展览想要向观众传达什么？它有什么特殊之处？

蒋乐平：不同于以精美考古器物展示为主要手段的考古展览，上山文化展览集中于价值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它的主题非常集中，以稻作起源为核心，向观众讲述此次考古发现，将稻作起源的故事讲清楚。

仲召兵：考古学主题展览的特殊性，我认为主要表现为：场景性、直观性、时效性。它的场景性和直观性指的是，容易拉近人与历史的距离，观众喜闻乐见。时效性表现为考古学主题展一般都是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与社会热点有很好的共振性。

孙瀚龙：考古学主题的展览专业性比较强、反映的研究成果比较特殊，它有别于其他展览的特殊之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考古学家想要以专业视角参与到公共知识领域里。依托或围绕一个考古学研究的课题与成果去传达考古学知识，并立足于这些知识传达一定的公众价值；第二，考古学主题的展览反映的是历史，通过实物、遗址、场景复原以及考古学家的想象和推理，向观众传达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第三，此次展览的特殊性在于它展现的是一个有一定规模和体量的考古学文化，而不是单个的遗址或某一类器物。标题“稻·源·启明”中三个关键词，“稻”意味着稻作，我们意图传达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和意义；“源”讲述文明起源，通过源流的梳理寻找中国南方区域文明的起点，这个起点又开启了怎样的历史进程；“启明”有领先、比较的意义，展览通过对比北方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其他文化强调这一点，但不是为了刻意拔高，而是表达某种特殊性。

源流运动：“上山文化”展中有多处跟考古学研究方法有关的内容。例如，展览第一单元有关上山文化遗址的介绍中，占据重要篇幅的是上山人文化的区域异同和相应的器物类型展示。您没有压缩或省略这些内容，是因为这部分内容对整个展览主题很重要？还是出于考古学专业的思维方式和展览方式？

蒋乐平：表现区域异同的部分，是考虑到上山文化遗址分布在将近两三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时代距今约1万年到8500年前，有着空间和时间的大跨度，因此这群人既有自身的特色，也有部分共同点。目前的展示方式其实还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真正说明这一点。

仲召兵：这实际上是一种展览策略，因为展品的摆放要有逻辑展开的合理顺序，否则就会杂乱无章，特别是针对上山文化器物种类比较单调的情况，更需要考虑其空间位置与展览逻辑结合的问题。考虑到上山文化各地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差异性直观地体现在陶器上，所以我们在第一单元中以“区域类型”展示了各个遗址的陶器。

孙瀚龙：如何在专业性和通俗化中间找到平衡点，是我们不可避免的难题。此次展览并非青铜器、玉器、漆器等这种易理解的器物主题展，而是以“文化”作为展示对象，因此有必要通过某种形式交代上山文化的背景。六个遗址群体代表了统一文化下不同人群所呈现的不同生活场景和侧重点，作为一个背景交代和索引，这个部分是有必要的。

源流运动：通过展览向观众传递考古成果和结论时，您有哪些预期？您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达到哪种效果？我们留意到展览专门将一些研究成果的推论过程进行了展示，比如通过野生稻和驯化稻的植硅体、小穗轴对比等，判断水稻驯化的证据。

蒋乐平：我个人认为考古学最客观最带有结论性的东西是文物，但文物的展示应该允许出现适度的内涵演绎，可以带有研究过程和结论。学术也是可以展览的，除非是精品文物展。在上山文化展览中，研究过程是难以忽略的。其实，此次展览的内容和文本由我们组织撰写和提供，展览形式和最终的呈现由国家博物馆这边承担；至于你提到的野生稻和驯化稻部分的模具展示，是国家博物馆方提出的想法，他们希望公众有参与和动手的机会。

孙瀚龙：我期待观众能看明白。国家博物馆的策展团队可能有自己的展出方式或科普方式，我对这些处理持保留态度。一个纯粹的考古展览是否需要展示推论过程要打一个问号。我们立足于推导过程和研究结论向观众讲述故事，这个故事的思考过程没必要完全向观众解释，我们需要清楚“科普”的到底是什么内容。研究成果是与观众建立起联系的部分，他们容易认同这些知识。

源流运动：展览在“上山文化”的相关部分解释了什么是考古学文化，在环壕、房址有关定居证据的部分又介绍了考古工作的流程，这些有关考古工作的专业内容是出于哪种考虑放在展览中的？您认为这些内容是此次展览必须的还是可有可无？为什么？

蒋乐平：有关这个部分的内容，也是国家博物馆方提出的要求，之后由我们提供素材和设备。个人认为有关稻作起源的公众参与内容不错，契合展览主题；至于介绍考古工作流程的部分，与展览主题没有直接关联，需要斟酌一下是否需要这个内容。

仲召兵：关于展览中考古学文化概念和考古流程的部分，我们认为最好还是进行辅助性和背景性的介绍，这样有助于加深观众对考古工作和展览内容的理解。

孙瀚龙：将一个纯粹的主题拆分或嫁接一些东西相当于在一个已经搭建好的积木上添加新的构件。这些内容是通适性的，也可以用在其他考古主题展览中，但它是否能够发挥公众考古的价值和意义，需要进一步考虑。如果有必要，需要结合展览做公众考古的尝试。

源流运动：展览中多次强调了“定居”这种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但不论是讲述穴居向定居过渡的序章，还是不同定居聚落文化对比的尾章，似乎都稍显薄弱。此次展览您认为有哪些遗憾？

蒋乐平：先谈一下关于首尾部分薄弱的问题。首先，一个展览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了，要有所突出，至于如何突出有一个度的问题。开头是一个点题，引出上山文化，结尾是主体升华，如果过多介绍其他遗址的内容就难以突出重点。其次，展览存在预定的逻辑线索，比如，如果过多着眼从“穴居”“定居”的过程展示，就不太契合展览的单元结构，最终还是要以稻作起源作为核心主题。我个人比较遗憾的部分是第四单元“那一抹红”中对彩陶的展示效果没有达到很好的预期。氛围营造、彩陶图案的强调和上山文化彩陶发现的重要意义并不是很突出。

仲召兵：由于展示内容的客观限制，这一部分的展示可能照片、录像、三维模型的效果胜过实物的效果，所以我们主要采取了图片为主的形式。从对象上，当然是以上山文化聚落为主，同时代的其他遗址只是作为背景的铺垫，以让读者了解那个时代。这也算是一种正确的展览策略，以免重点不突出甚至喧宾夺主。实际上，那个时代的定居聚落也是考古发现上的薄弱环节，这也是一个客观原因。

源流运动：我们注意到展览的单元说明是充满诗意和画面感的语句，您为什么选择这种文字风格的表述？朦胧诗化的单元说明是否会影响信息的准确传达？

孙瀚龙：观众参观时首先注意的是前言和标题这些文字，纯粹依靠数据或发现的信息传递并不真切，如果内容比较刻板，展览的吸引力就大打折扣。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观众能够驻足片刻去想象，我将自己同时作为专业人士和观众的代入感表述出来，通过诗意的、类似于讲故事一样的语言激发他们的想象。

图 | 展览单元文字内容

图片由访谈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