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画的？ 

百余年前，清末。慈禧太后深居西宫，垂帘听政、权倾朝野。除善弄权术外，慈禧还有一项爱好——书画。

这项爱好并不奇怪。虽世传慈禧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懿旨里都错字连篇，但在咸丰皇帝在世的最后几年已常口授令其代笔批阅奏章，并允许她发表意见。光绪帝即位后，慈禧更是意图用绘画赏赐臣子，以示恩宠。

慈禧《墨梅》，绢本设色，24×61cm，清光绪

然而，其画作多以牡丹、灵芝、鹿等祥瑞意象为主，题材平庸且单一；且即便工于书法，其字体仍是“结构呆滞松散、笔力孱弱稚嫩”，艺术才华实属浅薄。将此等“御笔”拿去送人，确实有辱皇家颜面。于是，凭慈禧一道“命江苏、浙江织造择保命妇之善绘事者送京供奉”的懿旨，数名善绘命妇北上入京，成为了太后身边的宫掖画家。

慈禧《红梅》，绢本设色，125.5×57.5cm，清光绪

这其中以缪嘉惠最为出名。入宫前，她已是当地知名的闺阁画家；进宫后，她更受到慈禧赏识。为表恩宠，慈禧赏其三品服色、每年支俸数千两，且免其跪拜；缪嘉惠则不仅授太后绘画与画史，更是为其代笔。是的，没错，我们能看到的慈禧太后的画作大多是盖上其印章的代笔作品……

能做“宫廷画家”似乎已是缪嘉惠的人生巅峰。但令人遗憾的是，她一生作画虽不少，名气却不大，且为慈禧作画后续也成为了众人对她的诟病。辛亥革命后，缪嘉惠遭世人冷贬、难以抬头，这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不可谓不痛苦。

缪嘉惠《白鹭荷花》，绢本设色，133×63.8cm，清

徐悲鸿便曾在《申报》上撰文说：“在近代画史上，缪女士无疑是一颗才华闪烁的明星，因种种历史缘故，将她一棍打死，以至人存名亡，既是天大的冤枉，亦是艺坛不应发生的悲哀。”

假若没有入宫的经历，缪嘉惠能否成为晚清一位耀眼的女画家，人们已无从得知。但她和慈禧却揭开了“代笔”的历史篇章，皇室已然如此，民间怎能不成风？除慈禧外，不论为附庸风雅，还是拥抱市场，“代笔”这种艺术界的潜规则，在中国古代画坛并非少数。

早在明朝，名家代笔已蔚然成风。我们熟知的董其昌便有不少可考的代笔作品。董其昌既是松江画坛的领袖，在朝中又官居礼部尚书，其画作自然广受追捧，以至于他“不能不乞灵于代笔”。据统计，为其代笔的人数足有八人之多。

同在明朝的文徵明也有代笔的“操作”。艺术史研究者石守谦甚至提出同为“明四家”的仇英就曾在1535年为文徵明的画作《寒林钟馗图》绘制了其中钟馗的造型。文徵明出身官宦人家，仇英则是贫寒之士，二人关系亦师亦友，为文徵明“代笔”看起来似乎理所应当。此外，文徵明之子文嘉和文彭也是其“代笔天团”的中流砥柱……

文徵明《寒林钟馗图》，纸本浅设色，69.6×42.5cm，明

文徵明《赤壁赋》页，纸本小楷，24.9×18.8cm，明

那么，我们不得不好奇，“代笔”事件如此频出，人们是否会觉得购买了“假货”？事实上，求画者似乎不甚计较是否真由艺术家亲自作画，画家陈继儒便在致文徵明代笔沈士充的信札中写道：“子居老兄，送去白纸一幅，润笔银三星，烦画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

这么看来，购买名家代笔为其名显然大于为其作。既不存在欺诈，亦拥有艺术家授权，仅在这种情况下，“代笔”与赝品区分开来，这种买卖由此可谓“双赢”，甚至如今传为了画坛雅事。

转观西方，自文艺复兴起始，便有了以艺术家为中心的“作坊式”工作室。相比古代中国，此时艺术大师们的独创意识更为“淡漠”。这种工作室的出现一方面由于艺术品的制作需要大量的人力与时间，因此艺术家在创作一幅大型作品的过程中仅会亲自完成其中的重要部分，或监督指导学徒的工作使作品表现出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时代盛行的学徒制。

“文艺复兴三杰”便皆是由学徒做起。譬如拉斐尔所在工作室的“作坊主”就是佩鲁吉诺（Pietro Perugino）；而韦罗基奥的作品《基督受礼》便由达·芬奇与其共同绘制的。

二人在出师后也经营起了自己的工作室。尤其拉斐尔，其后来的工作室经营得力、效率极高，愈发声势浩大起来，来自王公贵族的订单源源不断。

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基督受礼》，板面油画，177×151cm，1475年

这个时期的艺术品一般被看作是具有特定宗教意义、政治或生活用途的日用品，加之艺术家“自我创作意识”尚不算高，“造假”一说也便没有了源头。再者，相较中国古代的代笔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学徒制是每位艺术家的必经之路，这种学徒如同现在的“科班生”，出师后仍可靠个人造诣成为独立艺术家、成就艺术，相对来说是公平的。

那么，当代艺术界呢？

拉斐尔《雅典学院》，壁画，500×770cm，1509-1511年

到了当代，艺术市场扩张，观念高于一切，“代笔”现象更为频出。有些艺术家便借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作坊”来扩大其创作版图与生产效率。

譬如艺术家杰夫·昆斯在雇佣助手方面便毫不忌讳，他甚至在《华尔街日报》中直言道：“如果所有事我都要亲力亲为，恐怕我一年都完不成一幅油画。”

杰夫·昆斯也确实“知行合一”。他不仅承认自己雇佣了150名助手，还在2012年开设了一家名为Antiquity Stone的公司，主要用于利用高科技石材切割设施制作各种作品。截止2015年，该公司拥有30名员工、两台机器人和12台计算机操作的石材切割机。昆斯也成为了仅提出想法、由助手与机器完成作品的观念性领导者。

艺术品“沦落”为流水线商品的历史由来已久，昆斯还不是最“嚣张”的。早在上世纪，安迪·沃霍尔的“The Factory”工厂里已有了这样一番场景：沃霍尔无需动手，助手们在其监督下周而复始地将原稿平铺在网格上，挤压油墨并悬挂起来晾干。内容部分结束，留给沃霍尔的工作仅是在作品背后签上姓名。而后，这件作品便算完成。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自画像》，171.1×171.1cm，1966年

安迪·沃霍尔《Quadrant Mickey Mouse》，丝网印刷，152.4×152.4cm（单幅），1981年

显然，不似曾经的“代笔”产业——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还会教授学徒技巧、亲自绘草图，助手完成画作后再进行完善。当代艺术大工厂显然更为冷漠。其中，无数名校毕业生为明星艺术家做助手都是为了谋取生路或丰富简历，而甘愿成为了一颗没有姓名的螺丝钉。这于他们的艺术生涯有几多益处，我们不得而知。

在求职软件Indeed上，就业者对杰夫·昆斯工作室进行吐槽并打分。

安迪·沃霍尔《打喷嚏的安迪》，拍立得，1978年

此外，抛却越发繁荣热闹的艺术市场不谈，“代笔”产业深究起来其实是“艺术家亲手创作是否还重要”的问题。毕竟，相比曾经艺术家的亲力亲为，不少艺术作品已进入了“工业化流水线”的生产模式。然后，一件件美丽却毫无生气的冰冷商品便出现在了人们面前。

虽然艺术家“拥抱市场”的行为使我们更易接触到好艺术，但难以忽视的是这些带有“投机”性质的作品，是否少了艺术家亲手创作时投入的精神力量？如果不相信，再逛展览时，不如尝试凝神体悟看到的每一幅画，你会发现不是所有广义上的好作品都拥有一瞬神萃般的“灵”与“韵”……

编辑、文  于明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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