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反复地从天主教视觉文化中挪用图像，并在流行文化的背景下重构它们。”[1]

——安迪·沃霍尔博物馆首席策展人

何塞·卡洛斯·迪亚兹（José Carlos Diaz）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是美国波普艺术的先驱，他的作品以及前卫艺术实验反映了上个世纪蓬勃发展的消费主义文化，涉及绘画、丝网印刷版画、摄影、电影和雕塑等众多领域。如今国内外已有众多不同主题的展览都在探讨安迪·沃霍尔对20世纪至今的社会文化及艺术观念产生的不同影响，这位伟大的波普艺术家在世时已成为备受认可的商业明星和文化偶像，但其个人的真实存在和内心世界或许已经隐于媒体的宣传和报道所塑造的表象之下。

真正的安迪·沃霍尔是什么样子的？由匹兹堡安迪·沃霍尔博物馆（Andy Warhol Museum, Pittsburgh）组织的主题巡展“安迪·沃霍尔：启示录”（Andy Warhol: Revelation）于2021年11月19日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开幕[2]。此次展览是“启示录”主题巡展的第三站，从沃霍尔人生中鲜为人知的宗教信仰入手，审视艺术家个人经历与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在传统与前卫、公共形象与私人生活之间的挣扎。

展览通过安迪·沃霍尔的洗礼证书、祈祷书、十字架、圣诞贺卡以及教会捐款证明等诸多珍贵的宗教文献资料，首先追溯了安迪童年时期的宗教根源——他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一个虔诚的拜占庭天主教家庭[3]，父母是20世纪早期从当时的斯洛伐克来到美国的移民。他的家族所生活的社区是一个移民飞地，教会构成了居民生活的中心。

《圣安德鲁，圣彼得》，约翰·埃热迪，1916-1919

Saint Andrew, Saint Peter, John Hegedus, 1916-1919

安迪童年时，每周都会和家人去当地的圣克里索斯托姆教堂（St. John Chrysostem Church）做礼拜，其中有一面巨大的圣像壁（iconostasis）[4]，上面绘满了圣人的形象。教堂向此次展览提供了四幅圣像画用于展示，它们正是安迪童年时每周都能看到的图像原作[5]。这种崇高的偶像性给年幼的安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他日后描绘那些流行的、大众的“世俗偶像（secular icons）”奠定了基础。

母亲朱莉亚·沃霍拉（Julia Warhola）对安迪的宗教信仰以及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朱莉亚本人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喜欢绘制猫和天使的形象，也擅长制作有东欧民族风格的刺绣、复活节彩蛋等手工艺品。1942年，安迪的父亲安德鲁·沃霍拉（Andrew Warhola）因为一场意外去世，母亲独自抚养安迪和其他孩子。她注意到了安迪对图像和绘画展现出的兴趣，并悉心呵护、培养安迪的艺术才能，尽管家庭拮据，仍然支持他参加高中的艺术课程。母亲的坚韧性格以及她对艺术的热爱，引导安迪走上了艺术之路。

展览现场：朱莉亚·沃霍拉创作的天使和猫咪涂鸦

父亲去世所获得的保险金补贴了安迪的大学学费，1949 年，安迪获得卡内基理工学院（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绘画设计学位后，搬到了纽约市，开始为许多品牌绘制商业插画。1952年，朱莉亚也搬到了纽约和儿子同住，协助安迪的工作，在他的插画中添加图案和装饰线条。可以说，她的影响已经逐渐渗透到安迪的创作形式里。

20世纪50年代，安迪就开始在早期的商业插画中将宗教的神圣性与大众审美融合在一起。他在插画中使用的金箔拼贴技巧，与拜占庭天主教传统的金底圣像画有着密切的关联。此次展出他创作于50年代的作品《圣母和孩子（Madonna and Child）》描绘了耶稣诞生的场景，主要人物以金箔装饰，再用墨线勾勒，其中既有拜占庭传统的象征性元素，也显现出一种俏皮的漫画风格。安迪还将母亲的肖像与这种宗教绘画手法结合起来，用金箔围绕着一张朱莉亚的照片，使得她看起来有一种如同圣母般的神圣光辉。母子二人的作品在展览中并置展示，从中显示出一种艺术的传承以及家庭关系的亲密对话。

展览现场

安迪和母亲在纽约同住了近20年。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许多人都开始逐渐疏远宗教组织时，但安迪仍然在生活中保留着天主教的仪式习惯。他的侄子唐纳德·沃霍拉（Donald Warhola）目前在安迪·沃霍尔博物馆担任家族历史学者以及安迪·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根据唐纳德回忆，这对母子“每天都会做祈祷仪式”，并且“每周末都去曼哈顿的圣玛丽拜占庭天主教堂（St. Mary’s Byzantine Catholic Church）做礼拜”。天主教的氛围给沃霍尔带来了精神性的启发，在他对不同创作品媒介的尝试中，宗教艺术的偶像性和神圣性延伸到了对大众流行图像的转译里。

展览现场：安迪和母亲朱莉亚的肖像

展览的策展人何塞·卡洛斯·迪亚兹（José Carlos Diaz）致力于研究安迪·沃霍尔复杂的天主教信仰，通过结合大量的文献及实物资料的研究，他总结道，“安迪·沃霍尔从宗教圣像画中汲取灵感，并将名人形象转变为现代偶像，把世俗的东西变成了神圣的东西。”宗教图像有着强烈的象征性、连续性以及丰富的视觉效果，这些特点为安迪著名的图像复制和转译技术奠定了基础：他从60年代初开始尝试丝网版印刷技术，经常从当时震惊社会的悲剧性事件中获取灵感，将杰奎琳·肯尼迪 (Jacqueline Kennedy) 和玛丽莲·梦露 (Marilyn Monroe) 等名人的肖像转印到画布上，使之呈现与报纸等媒体上光鲜亮丽的形象截然不同的、具有神圣性并能让观众仰望和崇拜的世俗偶像。

在大学学习时安迪就曾说“我想成为一台机器”——他对大规模生产有着强烈兴趣。他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摄影丝网印刷（photographic silkscreen printing）技术就是挪用商业广告的图像，通过丝网版印刷转印到画布上。在那个偏爱抽象表现主义的时代，他采用了一种易于理解的视觉语言。将平凡的图像从大众文化提升到高级艺术，使用前卫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权力、欲望和生命的脆弱性等传统主题，从而获得了声誉，成为当时备受关注的艺术明星。但他本人的酷儿身份与天主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又复杂的。

《拉斐尔·麦当娜——6.99美元》，安迪·沃霍尔，亚麻布上的丙烯颜料和丝网印刷油墨，1985

Raphael Madonna - $6.99, Andy Warhol, acrylic and silkscreen ink on linen, 1985

迪亚兹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性文章中将安迪称为“不循规蹈矩的天主教徒”——他将自己的工作室“银色工厂（Silver Factory）”作为艺术实验、社交和交流合作的平台，有许多失去资格的天主教徒是“工厂”的常客。他一方面通过图像复制的方式为流行符号赋予了新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将宗教形象运用到自己的风格语境中。他根据报纸上基督造型的夜灯广告创作了《基督，9.98美元（Christ, $9.98）》，借用了拉斐尔“西斯廷圣母”的图示，给宗教圣像贴上了价格标签，探讨宗教的历史性以及战后消费主义对社会信仰的冲击。

尽管以布莱克·戈普尼克（Blake Gopnik）为代表的评论家及学者对安迪是否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仍然有颇多的争议[6]，但在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中都能看到宗教符号与形象，尤其在职业生涯的后期，这种对精神内在的探索更加沉重而深刻。

宗教信仰的精神内核与对死亡的认知紧密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死亡的隐喻就开始出现安迪的创作之中——《死亡和疾病（Death and Disaster）》系列影射着现世的短暂和死亡的永恒。沃霍尔收集了各种报纸、杂志和八卦小报，他认识到美国文化中大众传播的媒体图像的力量，并将这些图像用作他的艺术作品的源材料。他将媒体报道中种族骚乱、车祸、自杀和核爆炸等可怕的场景作为创作的源图像，通过复制和挪用的手法传达他对媒体影响力的认识以及对灾难事件的同情。

《日落》，安迪·沃霍尔，16毫米胶片电影，1967

Sunset, Andy Warhol, 16mm film, 1967

而在1967年未完成的电影《日落（Sunset）》中他通过阳光的变化隐喻生命的脆弱性，并结合歌手尼克（Nico）如耳语般的旁白，节奏缓慢而引人深思。这个片段来自安迪众多的实验电影项目之一，尽管看上去与他其他的作品风格不尽相同，但作品中渗透了艺术家对于生命和信仰的思考，其中展现出的精神性被《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评为“可以与罗斯科的设计建造的教堂相媲美”。

1968年，安迪遭遇了瓦莱丽·索拉纳斯 (Valerie Solanas) 的枪击事件后，其作品反映出了更加强烈的对死亡的恐惧。摄影师理查德·艾维登（Richard Avedon）用照片记录了安迪伤痕累累的胸部和腹部，这种对创伤、不完美和脆弱的身体的展现也成为了他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展览的叙事中，死亡的主题也成为了重要的转折点：空间在这里变成了深色调，呼应他的作品中出现的那些朦胧虚幻的阴影。

展览现场

这一时期，作为一位受害者，安迪仿佛亲身经历了此前曾多次在作品中表现的灾难性场景，他开始更频繁地去教堂，在假期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饭菜，为侄子支付了牧师学习的费用。死亡主题和宗教意向开始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70至80年代的《骷髅》和《十字架》系列以一种并置的方式在展览现场展示，鲜艳的色彩与浓重的黑色阴影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生命与死亡的二元对立被统一到了画布上。

《最后的晚餐（细节）》，安迪·沃霍尔，手工纸上的丝网印刷和彩色图形，1986

The Last Supper (detail), Andy Warhol, screen print and colored graphic art paper collage on HMP paper, 1986

最终，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探讨在《最后的晚餐》系列作品中到达了顶点。这是安迪1987年去世前公开展出的最后一个系列，他花了近一年时间制作了近百幅作品，包括纸上作品、大型绘画还有与艺术家巴斯奎特（Basquiat）合作创作的沙袋装置作品。此次展览展示了该系列中的几件重要作品以及他为创作准备的图像资料，他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重新解构和诠释文艺复兴时期的名作《最后的晚餐》：一种是通过丝网印刷及照片复制的方式来更接近达·芬奇的原作，另一种则从大众媒体中提取商业标志和文字，以图像符号描绘经典的救赎与哀悼题材，而安迪本人在作品当时的展览开幕后不久，因胆囊手术时心脏骤停而离世，这一系列也成为了他艺术生命的终曲。

《沃霍尔的“最后的晚餐”》，安迪·沃霍尔，亚麻布上的丙烯颜料和丝网印刷油墨，1986

Warhol’s The Last Supper, Andy Warhol, acrylic and silkscreen ink on linen, 1986

许多研究者认为安迪的《最后的晚餐》系列蕴含了艺术家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命题，学者杰西卡·贝克（Jessica Beck）在她的文章中指出：“这些画作不仅仅是对大师杰作的崇敬，也是对他自己的天主教信仰的揭露，更是他在身份和信仰之间所感受到的冲突和矛盾，希望在苦难中得到拯救。”他在此之后是否仍有其他计划，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但观众可以看到的宗教信仰作为艺术家精神中一个重要的面从孩童时期贯穿到了生命的最后。策展人也希望借助这条线索使观众了解、感受到安迪在公众认知外作为个体的矛盾和复杂性。

此次展览通过艺术作品和文献资料的梳理，以细致入微的视角深入安迪·沃霍尔的内心世界，呼应了近年来艺术界对泛娱乐化社会背景下的精神焦虑问题的关注。安迪的拜占庭天主教信仰在他的家人和亲近的朋友之中并不是隐藏的秘密，但媒体宣传更多的是他的酷儿身份与前卫艺术家形象。宗教与他艺术创作之间的联系直到他去世后才被深入探讨，从中引出的关于公众文化与私人生活、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等问题仍然值得在今天加以深思。

编译｜李雨容

责编｜杨钟慧

文章主要编译自布鲁克林博物馆官网及相关报道，图片来自布鲁克林博物馆及安迪·沃霍尔博物馆。

注

[1] 安迪·沃霍尔善于从社会文化中发掘视觉形象并以自己的方式去呈现，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如拉斐尔的圣母、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以及十字架等宗教符号，将流行文化与宗教偶像的神圣性联系在一起。

[2] “安迪·沃霍尔：启示录”（Andy Warhol: Revelation）同名巡展此前曾于2019年在匹兹堡的安迪·沃霍尔博物馆、2020年在肯塔基州的速度艺术博物馆展出，此次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展览还包括 了30 多件从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罗德岛设计学院、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和保罗·沃霍拉家族收藏借展的作品。

[3] 拜占庭天主教是东方天主教的分支之一。

[4] 圣像壁（iconostasis），也称之为圣像屏风（icon screen），是一种从东欧地区传来的的宗教绘画传统。其通常由木材制成，左右对称地绘制着一层或多层宗教圣徒的形象。

[5] 教堂在90年代翻修后有了新的圣像壁，展览中展示的四幅圣像画是安迪在童年时期能看到的版本。

[6] 布莱克·戈普尼克（Blake Gopnik）在传记中，对安迪是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经常去教堂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在艺术家的内心深处是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还是一种美学和迷信混合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