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何活化遗址以及消除观众与遗址间的隔阂是遗址博物馆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深入研究了遗址博物馆展览空间与叙事的关联性，认为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可视为一种以实体空间性为主要特征的叙事媒介。分析了遗址博物馆叙事中的叙事主题、叙事逻辑、叙事媒介，总结提出了空间氛围的营造、空间序列的编排、空间属性的拓展三个方面的空间重构设计策略。观众通过空间体验能够主动参与到叙事过程中，达到更有效地传播遗址信息的目的。

关键词：遗址博物馆 空间叙事 叙事性设计 展览空间 叙事策略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考古事业的大力投入与行业的不断发展，遗址博物馆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成为公众了解遗址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传递历史文化与活化历史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1] 以及随着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发展，遗址博物馆需要突破传统的展览思维与展览模式，不仅要做到对物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更需要关注遗址及展品的阐释与文化传播工作。如何活化遗址并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感，叙事作为一种可选择方法引入遗址博物馆空间设计中。通过借鉴文学叙事思维，提出重构遗址博物馆展览空间的设计策略，为遗址博物馆的发展与变革探寻新的途径。一个有深度与内涵的文化空间，不仅能够激发观众的参观兴趣，也影响着观众思想价值体系的形成。

遗址博物馆是指在古文化遗址上建立针对该遗址文化进行发掘、保护、研究、览列的专门性博物馆。[2] 随着公众的文化需求与日俱增，遗址博物馆由“收藏导向”逐渐向“教育导向”与“体验导向”转变，期望以讲故事的方式满足观众的情感体验并驱动文化消费。虽然文学叙事与博物馆叙事有着不同的载体与媒介，但是二者在叙事本质上类似。美国叙事学者西摩·查特曼（Symour Chatman）将叙事分为故事与话语两个层次。他认为故事是叙事表达的内容，话语是叙事表达的形式。[3] 下文将基于查特曼叙事理论提出的故事与话语两个视角剖析遗址博物馆与叙事学之间的关联性与共性特征。

（一）二者的本质都是讲故事

一个好的故事往往能够扣人心弦，获得情感的共鸣，并留下深刻印象。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它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4] 叙事的本质是讲故事，是通过一系列体验来获取知识的方式。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往往都是由若干个叙事情节组成，表达一定的叙事主题与情感。而遗址博物馆作为诉说历史文明的发生场，有着较强的叙事特质，其展览的本质也是讲故事，与文学叙事有着相似的叙事逻辑。遗址博物馆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策源地，也是产生叙事的文化场所。但是，遗址博物馆因其自身特点，相较于其他类别的博物馆具有专题性、学术性与断代性的特征。馆内展示的多为历史跨度较大的遗址与信息，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因为时空落差可能会对遗址历史及展品产生生疏感亦或是难以与展示主题产生共鸣。因此，讲故事的方式能够让遗址博物馆更好地发挥传递历史文化的作用。

（二）二者都需要通过话语来传递故事内涵

话语是叙事的表达层面，是传达叙事的方式，也就是“如何”叙事。[5] 如果说故事是叙事的灵魂，话语就是叙事的躯体，故事离不开叙事媒介与叙事载体的传递。在文学叙事中，故事以文字为载体，通过写作技巧升华主题;在电影叙事中，故事以胶片为载体，通过镜头语言传递情感。遗址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机构，从叙事学的角度，展览可视为一种以实体空间性为主要特征的叙事媒介。[6] 遗址博物馆展览空间作为重要的叙事媒介，不仅是多个叙事语汇系统的汇集地，也是观众与历史进行跨时空沟通的桥梁。

遗址博物馆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亲历者，是观众了解历史最有说服力的传导物。但是，语言从本质上看，是一个不自足的系统。[7] 在很多时候，词汇的含义只有放置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够被理解。当展品脱体了原有的时空坐标，观众很难通过孤立的文物知晓其背后的隐藏的历史信息与价值，并产生情感共鸣。而遗址博物馆的展览空间不仅是呈现物的场所，也是信息传递与情感交流的空间，具有明显的语境功能。因此，空间氛围的营造需要根据遗址的历史环境与文化特征，提炼出可转译的叙事语汇，通过一系列叙事性设计手段得以在空间中表达，为观众阅读与体悟遗址文化提供了

“背景空间”。

（一）叙事主题及内容的确立

展览的隐性叙事文本是营造遗址博物馆展览空间氛围的主导因素，关系着叙事语汇向空间语言的转译。在陆绍明看来，“有意味的概念”是构成叙事情节的关键要素之一。遗址博物馆作为集中阐释和展示遗址内涵与价值的场所，经过巧妙构思、富有深度的主题能够为遗址博物馆的展览空间注入内涵与灵魂，让其成为承载与传播历史文化的精神发生场。其次，主题的确定有助于内容素材的选择和表达，有助于展览内容逻辑主线的展开，也有助于展览自身特点的呈现，[8] 对遗址博物馆的空间氛围的营造及空间结构的规划都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但是，展览主题的“创作”并非是文物清单和资料汇编，而是策展者对故事内容的思考。[9] 需要策展人对遗址信息与考古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进而发掘与提炼出一个符合主流价值体系、信息准确、且富有创意性、艺术性的展览主题。一个有意义与价值的叙事主题，不仅能够避免展览的同质化，也能够拓展空间的维度。例如，位于杭州的良渚博物院在建院二十余年里，展陈主题与基本陈列伴随着不断有新的考古发掘成果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经历了三次改陈升级。但是良渚文化的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内涵之丰富、类型之复杂，想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呈现出遗址的主题、重点、亮点，对于策展人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2017年，良渚博物院立足于最新的考古理论成果，经过对展示内容对筛选与梳理，以“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作为展览主题向观众讲述了一个独特而有意义的故事。[10] 并且展览采用了“线-面-点”的叙事结构，叙事主题作为故事的中心思想贯穿整个展览，展览内容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分别为“水乡泽国”“文明圣地”“玉魂国魄”三个篇章。着重展示了良渚时期的物质成就、古城格局、社会文明程度等，实现了叙事主题简洁鲜明，叙事线索清晰富有逻辑。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突出贡献，实现了遗址与观众之间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

（二）叙事语汇的在空间中的转译

空间氛围作为一种艺术化的语言，是将隐性的叙事内容及文本立意通过不同形式的设计进行物化的一个过程。叙事语汇通过解构、转译、最终在展览空间中重新排列组合，与理性的语言材料形成互补关系，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空间叙事系统。叙事元素可以通过建筑材质肌理、空间布局、辅助道具、图形符号、色彩、灯光、声音等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方式演绎。例如，材料作为建筑空间的主要构成元素，在遗址博物馆空间氛围营造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不同的材料有着不同的质感、肌理和色彩，为观众带来不同的感知体验;灯光不仅有照亮的功能，也是营造空间氛围的重要手段。在保护展品的前提下，自然光与人工光、冷色光与暖色光的运用能够让观众更容易接受展品所传递的信息，影响着空间叙事情感的传递。这类非语言的叙事语汇贯穿着遗址博物馆的整个叙事脉络，分布在各个阶段的空间叙事中，像电影叙事中的背景音乐一样起到烘托叙事主题的效果，推动故事完成开端、经过、高潮、结尾的叙事效果。例如，位于上海青浦区的崧泽遗址博物馆，展厅空间的墙面经过特殊处理，呈现出拙朴、粗粝的砂岩墙面肌理，以及陶片、贝壳等各种考古文物残片不规则的嵌入墙体当中，复原了遗址地层关系。观众在参观过程中能够零距离的触摸墙面肌理，这种非秩序性肌理的运用显现出材料未经处理的原始特征，营造出历史的现场感，观众仿佛置身于考古现场。整个展览空间运用了人工光源的布置，光线的明暗变化突出了展品自身的特征，也能够引导了观众的注意力与叙事情节的发展。

并且在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提取出符号图案，利用灯光投射在在墙面上，为灰白粗糙的墙面增添了活力，也为空间营造出神秘的氛围感。当观众在参观过程怀着充满好奇与探索的心情慢慢地揭开遗址的神秘面纱，能够为他们带来深刻难忘的参观体验。其次，展厅空间的导视材质采用了经过做旧工艺处理的木纹饰板，标题文字凹嵌在木板中，向观众传递着历史的沧桑感。崧泽遗址博物馆对展览空间墙面材料与肌理的处理、灯光的布置以及导视标识材质的运用，共同营造出紧密连接历史的时空感，构建了一个展品信息表达所需的故事背景空间。

遗址博物馆的展览空间作为承载叙事信息的载体，不应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展示容器，而是一个有意义的、充满叙事性矛盾的场域，是“事件”的发生地，是可叙事的动态审美过程。[11] 展览空间在满足功能与形式的同时，也是故事与事件发生的场所，是抽象的叙事逻辑在空间中形体化和物质化的转化，观众通过体验空间序列的律动主动参与到叙事情节的发展，赋予了空间更多的内涵意义。

（一）编排多链条化的叙事逻辑

伊莲·古里安（Elaine Gurian）认为，“博物馆的本质并非是藏品，而是一个保存记忆、呈现和组织意义的场所”。[12] 遗址博物馆作为展示地域文明发展演变历程的汇集地，在唤醒历史集体记忆，激发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早期的遗址博物馆中，大多数以泛考古成果及出土文物等作为展览的核心内容，传统的叙事思维正在固化遗址博物馆的叙事逻辑。遗址博物馆本身遗址博物馆因其本身极具故事性的文化特质，决定其具备较强的叙事表达潜力。需要打破遗址博物馆单一的叙事线索，从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社会价值等多层面挖掘遗址文化背后的社会文化信息与故事，并组合成多元化的叙事链条，最后以开放的叙事方式来连接公众，使观者可以有多重历史选择的可能。通过重构遗址博物馆的叙事逻辑，能够实现建立在观众情感认同基础上的多元化叙事与意义建构。例如，位于武汉市的盘龙城遗址博物馆，为了能够再现距今有3500多年历史的盘龙城遗址文化以及满足不同观众的文化需求。其博物馆归纳梳理了六十多年以来的考古成果，通过多角度挖掘遗址背后的故事，最终以“江汉泱泱，商邑煌煌”为展览主题，以“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源”“商代南土中心城邑”“武汉城市之根”三个方面为主要叙事线索，向观众诠释了盘龙城遗址的特色与地位。在基本陈列空间设立了“浪淘千古”“故邑风物”“角立南土”三个展览单元，分别向观众呈现了考古发掘历程与武汉城市的发展之旅，盘龙城的沧桑变迁及盘龙城的历史地位。不仅充分展现了盘龙城遗址的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将展览根植于城市历史之中，能够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参与其中，勾连了古今城市的人文脉络，成为民众与“武汉城市之根”情感之间的接口。

（二）空间序列的生成

空间序列从本质上来看是空间结构的组织，作为叙事逻辑的空间再现，影响着各个空间的关联性与展线的布置，以及展览信息的诠释，也将观众的体验感知与空间相关联。遗址博物馆常见的空间序列组合有线性结构、并置结构、环绕结构等，以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来传递叙事主题。每个展览空间都作为一个叙事单元，承载着一定的空间功能与意义表征。通过空间组合排列的变化、叙事手法的运用将诸多空间编排成为一种动态的、有逻辑秩序的叙事空间来推动叙事情节发展，能够有效地激发遗址博物馆展览空间的感染力，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空间体验。

空间序列作为隐性的叙事语言，随着观众在参观路线、参观时间等知觉体验过程的不断递进，叙事被不断潜意识地阅读，最终实现一体化的情境体验。观众在体验过程中感悟、思索人与物的历史关系，并形成空间化的历史记忆框架。例如，位于上海松江区的广富林文化遗址考古研究展示馆，展览空间采用了并置型结构的布局，由三个独立展厅与一个正厅组成。三个形似陶罐的展厅以正厅为中心呈放射状并置排列，形成了具有节奏感的空间序列。序厅作为整个空间序列组织的开始，为观众讲述了良渚文化的发展时间线及考古历程。经过序厅映入眼帘的就是整个空间序列组织的焦点空间—正厅，作为各个叙事线索的交汇点与展陈的核心内容，展示了考古发现的大型史前房址及遗址的历史文化地位。观众通过正厅进入各个展厅单元，每个独立展厅又有着不同的叙事主题，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展示了广富林遗址不同时期的文物及考古成果，回应着广富林遗址作为“上海文明之根”的叙事主题。广富林文化遗址考古研究展示馆空间在并置结构的作用下，形成了不断交汇的观展流线，观众在空间的引导下能够让叙事主题与情感表达更加深入。

数字化可以让博物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与公众对话的模式。[13] 数字技术与遗址博物馆的双向融合，能够打破传统遗址博物馆展示空间、展示内容及展示方式的局限性，随着虚拟空间、沉浸空间等跨媒介的展陈方式的出现为遗址博物馆叙事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次，数字技术的介入也改变观众互动交往及接受信息的方式，呈现出以观众体验为驱动的交互式叙事模式，观众通过叙事场景的参与体验实现了与空间的对话交流与意义建构。观众从故事的受述者变成了故事的参与者，为观众了解遗址文化提供一种新的认知体验视角。因此，在数字技术作用下出现的交互认知体验重构了遗址博物馆展览空间的属性及面貌，也为展览空间赋予更多的可能性。

（一）建构历史叙事语境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理解和认识出土文物的价值，存在着明显的困难，这成为文物藏品资源转化为文物展品资源，实现文化传播功能的主要障碍。[14] 在遗址博物馆中，文物脱体了原有的时空坐标，观众很难通过孤立的文物知晓其背后的社会环境、功能用途等历史价值，并产生身临其境的观感。其次，以文字、图表、视频、静态场景复原等传统等展示手段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博物馆的体验需求。遗址博物馆的展览空间通过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等数字技术的处理，依托科学的考古资料将遗址场景的重建及叙事情景的复原，将隐藏在遗址背后的信息可视化，生成与展品相对应的历史叙事语境，为观众提供更加生动的情景化体验。数字内容与实物展品相结合，虚拟情境与真实情境相互叠加[15] ，能够给观者模拟一种充满故事性的情景体验，进而引导观众探求文物背后蕴含的价值意义。

（二）观众身份的转化

空间对于人际关系相互作用的方式非常重要，是交流的最基本和普遍形式的本质所在。[16] 遗址博物馆的展览空间作为传播与阐释遗址文化及展品信息的主要媒介，是叙事表达的重要载体，人们可以通过空间的体验去理解并赋予展品内涵。同时展览空间也连接着观众与展品、观众与观众、观众与策展人，为这些关系提供互动与对话的中介性场所。过往遗址博物馆的叙事内容单纯从览列物出发来进行建构，忽视了遗址博物馆展览空间作为叙事媒介的能动作用。随着博物馆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公众不仅是博物馆的服务对象，也是博物馆的生命所系，为公众和社会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应该成为博物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17] 因此，遗址博物馆不仅需要传递有内涵的思想与知识，更需要回归“以人为中心”的体验式展览，建构超越展品自身信息的文化场域，为观众与展品之间创造新的空间关联。

观众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多感官体验展览，以自我认知理解展览，增加了观众与遗址之间的连接感。数字技术将遗址博物馆多维关系编织成为一张历史文化叙事网络，观众以故事参与者的身份融入其中，成为博物馆叙事网络上的重要节点，推动着叙事历程的发展并从中得到顿悟。数字技术拓展了遗址博物馆的叙事内核，也是遗址博物馆的叙事理念从以物为主回归到观众自身体验的重要路径之一。例如，位于无锡市的阖闾城遗址博物馆，其中的“伟哉.阖闾”展厅作为博物馆的核心展区，由一面250平方米多通道融合垂直投影屏，以及400平方米水平互动投影屏组成，[18] 以及数字声音系统与互动系统的并置参与，共同组成一个巨大的沉浸式空间，给观众带来震撼的视觉冲击效果。展厅内的数字叙事内容以史为据，按照五大篇章真实的再现了古吴风情与吴王阖闾巅峰伟业，让有限的展览空间内的叙事内容更加丰富。展厅中的多点互动投影能够透过红外视觉识别感应器感应到观众的行为，并且随着不同的叙事情景产生不同的互动效果，让观众进入一种虚实融合、如幻如真的奇妙世界，形成了从多感官感知到情感交流的综合体验。数字化的展厅形成了以观众体验为导向的多维度的情感表达和信息传递的空间叙事情境，强化了遗址博物馆展览空间的叙事性表达。

随着时代技术的进步与人们的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公众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是遗址博物馆发展的必经之路，展览信息的多元化阐释成为公众传播的基本需求。本文从空间叙事入手，归纳分析了叙事学与遗址博物馆的关联性，提出了影响遗址博物馆展览空间的叙事要素;在此基础上，通过重构与转译的叙事性设计手段，探讨了空间氛围营造、空间序列编排与空间属性拓展的设计策略。结合叙事思维与设计思维开展遗址博物馆展览空间设计研究，不仅有利于把握遗址中的文化特质，促进遗址文化脉络的传承，而且也是遗址博物馆向“以人为本”的展览理念回归的重要途径，构建了一个观众能够主动参与叙事的展览空间，实现空间、展览、内容、观众之间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