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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展时,你需要艺术家解释作品吗?

原创 2022-03-27


汉斯·霍夫曼《门》,布面油画,190.5×123.2cm,1959-1960年



人们常常借助展品旁的文字说明、艺术家的高谈阔论来“看懂”一件作品。看展时,说明牌上的只言片语对很多观众而言是仅有的背景知识,也是自己在“排他性”艺术场所中立足的救命稻草。但同时,正如约瑟夫·博伊斯喊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当代艺术又不断地强调“多义性”,要求观众具备主观判断能力。艺术作品应该被解释吗?正反争讼仍方兴未艾。



正方:语言阐述不可少


雷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这不是一只烟斗》(Ceci n’est pas une pipe),布面油画,63.5×93.9cm,1928-1929年


“两件完全一样的事物,为何一件是艺术品,而另一件不是?”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认为,“解释”在欣赏艺术作品时起到关键作用,它定义了艺术品的身份并建立起审美活动。一旦具备可阐述的观念,寻常物就能嬗变成艺术品;反之,缺少理论解释,寻常物就只是寻常物。尽管两者的外观与物质属性相差无异,但其所处位置却迥然不同。


白南准《Think of you》,装置艺术,1991年

约瑟夫·博伊斯《毛毡西装》(Felt Suit),毛毡,170×60cm,1970年

事实上,抽象、个性化的当代艺术作品似乎也越来越依赖解释。没有解释,作品就不完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就是作品本身。以风格派先驱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的两幅作品为例,倘若失去标题提示,观者就很难将这些几乎无差别的方块矩阵加以区分。


彼埃·蒙德里安《New York City》,布面油画,119.3×114.2cm,1942年

彼埃·蒙德里安《百老汇爵士乐》,布面油画,127×127cm,1943年


但倘若告诉你后一幅色块景观被命名为“百老汇爵士乐”,沿此线索,再去看作品,便可感受到艺术家暗藏其中的情绪之美——彩色立方体犹如连续的鼓点散落其间,黄色矩形则是歌者故意拖长的腔调。画面呈现出向四方扩展的动势,浮华都市的韵律能量跃然上。



保罗·高更《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布面油画,139.1×374.6cm,1897-1898年

理查德·汉密尔顿《究竟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与众不同?》,拼贴画,21×29.6cm,1992年


生活中,大部分麻烦与冲突都来自双方的交流不畅,以积极姿态寻求共识无疑是解除矛盾的良方。置身于力求高效率沟通的时代,展品旁的辅助文字能够最快普及创作背景和艺术流派知识,让艺术欣赏大众化。


汉斯·霍夫曼《情诗》,布面油画,1962年

马丁·基彭伯格《怀着良好的意愿,我不能看出一个纳粹军徽》,布面油画,1984年


艺术家约瑟夫·科苏斯(J. Kosuth)坚称艺术就是概念,而非如批评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所言——艺术是审美。当代艺术的真谛在于作品中被融入的哲思,而不是媒介与表现形式。当“思想”高于“美”,文字说明便可以让艺术家的思想正确传达,让观众以特定的态度和特殊的角度看待世界。


约瑟夫·科苏斯《One and Three Chairs》,1965年


如在欣赏莫瑞吉奥·卡特兰的作品时,是“没营养”的幽默,还是挑衅世人的戏谑;是不明所以的残酷标本,还是对死亡、权力与荣耀的再度解构……可能在低头看说明牌的一瞬间,答案便会悄然转变。


莫瑞吉奥·卡特兰《美国》(America),18K金,2016-2017年

莫瑞吉奥·卡特兰《哔嘀哔嘟哔嘀咘》(Bidibidobidiboo),松鼠标本、陶瓷、富美家台面、木材、颜料和钢材,45×60×48cm,1996年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艺术是普遍理念与个别感性形象由矛盾对立而统一的精神活动。精神溢出物质,艺术也让位于哲学。今时今日,许多创作者与策展人愿意带领观众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而非止步于审美本身。


约瑟夫·科苏斯《An object self-defined》,160×12×7cm,1965年



反方:尽在不言中


克里斯托弗·伍尔《Why?》,铝上搪瓷,274.32×182.88cm,1990年

人们在许多当代艺术展中不难发现,一些策展人与青年艺术家酷爱将作品与“人类起源”“社会本质”“自然宇宙”等宏大命题相挂钩。观众看完作品无动于衷,听罢分析却“不明觉厉”、掌声连连。



大卫·史瑞格里(David Shrigley)《无题》,纸上亚克力,30.5×36.2cm,1999年


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讲解真的有必要吗?很多作品立意高远,却独独缺少了一份感触他人的“真”,缺少了感染观众情绪的能力。正如杜尚的《泉》放在那里就会引起哗然与震撼,戏谑之意昭然若揭,无需多言。并非只有传统艺术才能传递“真情”,白瓷小便池也是“真”。

 


艺术大师马塞尔·杜尚

曼·雷创作的实验短片《别烦我》剧照,1926年

美是一种直觉,而非科学。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极力否定美学具有可探究的科学性,认为其并非是一种经过严密定义的系统。人们对于美的理解并不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美应该具有多样性和差异化。单纯探讨“何为美”没有价值,其意义只有在具体的欣赏实践中才会出现。


巴内特·纽曼(Barnett Newman)《黑色火焰I》(Black Fire I),布面油画,289.5×213.3cm,1961年

贾斯培·琼斯《灰色矩形》(Gray Rectangles),布上彩绘、装置,152.4×152.4cm,1957年


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拒绝带有道德或者政治价值的艺术,却偏爱波普。因后者将艺术简化成平面且没有意义的图像,与当代社会逻辑暗合,即艺术是消费社会符号的再生产,受制于商品和市场的规则。


安迪·沃霍尔《花》,丝网彩色印刷,91.4×91.4cm,1970年
罗伊·利希滕斯坦《Sweet Dreams Baby!》,丝网印刷版画,90.5×65.1cm,1965年


有观点认为,能用文字诠释就没有进行艺术创作的必要,能够被说明的作品注定是失败的。文字和语言不能取代视觉表达,亦不能成为贫瘠专业素养的遮羞布。艺术家罗伯特·莱曼(Robert Ryman)曾坦言:“画什么不重要,怎么画才是重点。”


罗伯特·莱曼于瑞士巴塞尔艺术馆,1975年

罗伯特·莱曼《二号塔》(Tower II),装置艺术,1976年


另一方面,很多观众的看展方式约同于做阅读理解,强迫自己找出一种合理的解释来解答作品。而当代艺术家最希望破除的正是这样一种惯性思维,观众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意识更有价值。时至今日,“被看见”只是一种表面形式,“被反思”才是当代艺术家的终极追求。


马克·罗斯科《No.1 Royal Red and Blue》,布面油画,288.9×171.5cm,1954年,2012年纽约苏富比成交价约7500万美元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无题》,亚克力、喷漆、油画棒、施乐拼贴、木板,182.9×121.9cm,1982年


谁才有足够的权威去解释眼前的作品?来自外部的声音比策展人与艺术家更能表达一个时代的观点与立场。近日,在由纽约历史学会举办的展览“纽约场景”(Scenes of New York City)中,策展人将专家图注与没有艺术背景的观众的私人感受并置,展现出当代艺术审美的包容与多样性。艺术的理解属于个人,引发共鸣比统一理解更重要。


展览“纽约场景”中的说明牌,2021年


陶公在《五柳先生传》中有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即读书应领会内在精神,而非咬文嚼字。这种“不求甚解,且思且行”的态度在观看艺术作品时正合适。某种意义上,“看不懂”才是看懂了。深究作者创作思维意义甚微,不同切入视角的观念汇集,方才构成作品的最终意义。


Sarah Morris《Bye Bye Brazil》,纸上作品,75×75cm,2014年


点到为止的文字说明能够为观众提供理解艺术作品的入口,但这些“官方注释”也一定程度限制了产出观点的自由。艺术作品的最终解释权应归谁所有?看展时,你是否会着重关注给定的文字说明,又是否愿意接受艺术家的预先阐释?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编辑、文  何羽青
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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