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充分肯定100年来我国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挥的重要作用，对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提出明确要求。这是继2020年9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就考古最新发现发表重要讲话一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考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做好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河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泥河湾等地考古工作开始，河北几代考古人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发现了大量古文化遗存，为探索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实证，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文明细节，活化了历史场景，为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望百年，河北考古事业硕果累累。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定州北庄子商代墓群、北戴河秦行宫遗址、临漳邺城东魏北齐佛寺塔基遗址、磁县东魏元祜皇族墓地、宣化下八里辽墓、内丘邢窑遗址、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张家口崇礼太子城金代城址、张北元中都遗址等考古发掘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泥河湾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发现和研究、易县战国中晚期燕下都遗址的发掘、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的发掘、满城汉墓的发掘和临漳曹魏北朝邺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五个考古项目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阳原泥河湾遗址群、武安磁山遗址、易县燕下都遗址、平山战国中山王墓、满城汉墓、临漳邺城遗址及磁县北朝墓群六个项目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旧石器时代以探索古人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农业起源为重点。泥河湾盆地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圣地。近百年来，已发现早更新世中期至晚更新世之末的遗址380余处，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制品和20余件古人类化石，构建起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近乎完整的文化序列，记录了东亚人类近200万年来的连续演化历史，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早期代表性遗址有马圈沟、小长梁、大长梁、东谷坨、麻地沟、岑家湾、马梁、后沟等。其中，马圈沟遗址已经确认第Ⅰ到第Ⅶ文化层，古地磁测年数据为距今176-134万年，这是泥河湾盆地目前已确认时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马圈沟遗址群分布密集，层位关系清晰，延续时间长，文化遗物丰富，石制品人工特征明确，基本建立起早更新世中晚期古人类演化的文化序列。中期代表性遗址有许家窑、侯家窑、板井子、摩天岭、新庙庄等。其中，许家窑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旧石器中期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文化遗物最为丰富的遗址，被学术界视为我国旧石器中期文化的典型代表，又称“许家窑文化”。晚期代表性遗址有西白马营、油房、虎头梁遗址群、籍箕滩等。其中，于家沟遗址出土的距今11700年的陶片为我国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陶片，该发现对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以及制陶业起源、农业起源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泥河湾遗址群于家沟遗址文化遗物组合

易县北福地祭祀场出土陶器

磁山遗址陶盂和支脚

徐水南庄头遗址是河北省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距今10500-9700年。遗址发现灰坑和用火遗迹，出土陶片、石磨盘、石磨棒、骨锥、骨镞及被切割的鹿角等。在一条自然沟的北侧，发现有两个平面近圆形的红烧土堆，红烧土厚达15厘米，在其中的一个土堆中发现10余片陶片。对于探索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农业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易县北福地遗址文化内涵分为三期，一期遗存年代距今8000-7000年，发现有灰坑、房址和祭祀场所等遗迹。房屋分布密集，在平面布局上有一定规律，应属于史前原始聚落遗址。遗物以直腹盆和支脚为典型器物组合，还发现陶刻面具。二期发现房址、灰坑等遗迹。房址为半地穴式，陶器有圜底釜、红顶钵、支脚、小口双耳壶等。二期的年代距今7000-6500年。三期发现有灰坑和石器制造场遗迹，出土遗物以石器和陶器为主。石器以石斧为大宗，陶器有钵、豆、罐等。北福地遗址有地层关系确切的史前考古学编年系统，遗址中发现较完整的史前聚落、保存基本完整的史前祭祀场地、目前年代最早的原始宗教或巫术道具等重要遗存，是探索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内涵及旱地农业起源的重要考古发现。以磁山遗址代表的磁山文化将新石器时代遗存年代上溯至8000年左右，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研究的空白，是第一处以河北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磁山遗址是以陶盂、三足钵、支架、乳突足石磨盘为主要器物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遗存。窖穴里发现丰富的粟和黍，表明该时期已经存在人工栽培粟和黍作物，被确立为“世界粟的发祥地”，对研究农业起源具有重要意义。遗址出土的家鸡骨骼对家鸡的驯化和起源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西寨遗址面积9.62万平方米，年代距今6000余年，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灰坑和陶器群堆积等，出土遗物近5000件，是一处集祭祀、居住、制陶、制石、渔猎于一体的大型史前文化遗存，反映了滦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及演化序列。祭祀地点和太阳纹刻石的发现，对研究古代宗教和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康保兴隆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距今8500年到5500年，年代跨度大，可分为五个时期。在第二期遗存中发现炭化黍颗粒，为目前我国有实测数据的最早黍类遗存之一。兴隆遗址是一处中型人类聚落遗址，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丰富，出土遗物地域特征鲜明。无论从聚落形态、房址结构，还是出土遗物方面，都呈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因素。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等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张家口康保兴隆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张家口尚义四台遗址发现两期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别代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为探索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源流及其居民的生业方式、生态环境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张家口市崇礼区邓槽沟梁遗址发现龙山时期板筑城墙遗迹，这是目前河北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墙建筑遗存。2021年，国家文物局将邓槽沟梁遗址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姜家梁遗址发掘总面积1600平方米，共发掘房址9座，清理墓葬78座。房址都是方形半地穴结构。出土遗物种类有陶器、石器、玉器等，以陶器为主。姜家梁遗址及其墓地的发现对研究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000年前后）文化面貌特征以及与东北、西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夏商周时期考古发现凸显了河北以燕山为界的南北区域性历史文化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夏商时期燕山以南以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和商文化为代表，燕山南麓和燕山以北则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两个区域分界大致在拒马河流域一带，因时间不同而有一定的交错地点。冀中南地区的遗址主要有邯郸涧沟，磁县下七垣、下潘汪和界段营，永年何庄，武安赵窑，邢台葛庄、曹演庄、东先贤，容城午方，藁城台西和定州北庄子等。燕山南北地区的遗址主要有：唐山大城山，大厂大坨头，卢龙东阚各庄，滦南东庄店，唐山古冶，蔚县三关、庄窠，涞水渐村，张家口市白庙、宣化李大人庄，卢龙东阚各庄，迁安小山东庄等。

磁县下七垣遗址文化内涵极为丰富，遗址的主体特征以夹砂有腰鬲、橄榄状罐、卷沿深腹盆、绳纹浅腹平底盆为一类；以鼓腹鬲、弧腹鬲、蛋形瓮等为一类。这两类陶器群基本代表了下七垣遗址的基本特征，在学术界称为“下七垣文化”，是典型的先商文化彰河类型的代表性遗址。藁城台西遗址发现有房址、水井、窖穴、灰坑及墓葬五类遗迹，出土较完整的遗物3000余件，其中以陶器、石器、骨器为最多，青铜器、蚌器、漆木器、玉器、丝麻织品、植物仁等次之。其中铁刃铜钺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铁器，也是人类最早使用和制造的铁器。石质砭镰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刀。东先贤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与曹演庄下层相似的商代遗存，为商王祖乙迁邢说的最终确定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定州北庄子墓地发掘商墓42座，皆为土坑竖穴墓，有二层台和腰坑。大型墓中有殉人，随葬品依墓葬形制大小而多寡有别。随葬品种类有铜器、陶器、玉器和骨器等，铜器包括礼器和兵器，有鼎、簋、斝、觚、爵、卣、戈和斧等。台西、东先贤遗址和北庄子墓地的发掘，是殷墟以北商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为研究商文化的分布地域，商朝的势力范围提供了重要依据。赵窑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是冀南地区少见的典型遗址，中晚商时期遗址规模较大，分布范围超过16万平方米，有高等级的墓葬、密集的陶窑，对于建立冀南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

商代  藁城台西铁刃铜钺

定州北庄子商墓商代饕餮纹铜觥

西周文化的遗址主要有：邯郸龟台，大厂大坨头，唐县南伏城，元氏西张村，满城要庄，邢台南小汪和葛庄等遗址。西张村发现的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铜器和玉器39件，其中铜器34件，分礼器、兵器、工具和车马器等。礼器包括鼎、簋、尊、盘、卣和爵等，其中在簋和卣等器身铸有长达几十字的铭文，揭示了周初軝国的地理位置，证实了周初始封邢侯之国的地域，以及邢国与北戎的关系。西张村铜器群对研究西周史尤其是邢国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南小汪遗址发现了一块西周刻辞卜骨残片，残存文字11个，这是河北首次发现的甲骨文。葛庄西周墓地发掘墓葬200多座，车马坑20多座，出土一批铜器、陶器、玉器等重要遗物。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分大、中、小型三种，大型墓有墓道。这批墓葬资料对研究西周时期邢国的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从燕、赵、中山三国都城、相关墓葬以及城邑、聚落遗址的发现到北戴河金山咀建筑群遗址、大型汉代王侯墓葬的发掘，阐释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燕下都城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址由东、西两城构成，之间以南北向的城墙与古河道相隔。东城是燕下都的主体，平面略呈凸字形，北部有一道隔墙及分为两支的古河道将其分为南北两部分，东、北两垣各发现一座城门。东城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住区和墓葬区。宫殿区位于古河道南分支以北至北城墙之外，有多组大型夯土基址群，以“武阳台”面积最大，古河道北支东端有蓄水池。铸铜、铸铁，制铁器、兵器、骨器的手工业作坊分布于宫殿区周围。居住区分布于古河道南支以南城垣区域。西城平面略呈刀形，规模较小，其年代稍晚于东城，可能为加强军事防御而增建的附郭城。燕下都遗址出土遗物异常丰富，常见陶器有筒瓦、板瓦、鬲、盆、豆、罐等；铜器、金银器造型多样，制作精美，其中23号遗址出土的铜戈上铭文显示有郾王职、戎人、谔和喜等。燕下都城内有贵族墓区3处，“九女台”和“虚粮冢”两处墓区位于东城西北部，二者以隔墙、古河道相隔，辛庄头墓区位于西城中部及东北部。城南有周任村战国墓群、解村战国墓和人头骨丛葬墓等。九女台墓区16号墓地、虚粮冢墓区8号墓、辛庄头30号墓经过考古发掘。九女台墓区16号墓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南北各有一条斜坡墓道。北墓道东侧有车马坑，墓室壁面经火烧，墓室下部有白灰、蚌壳筑成的二层台，出土鼎、簋、壶、盘、匜、鉴、编钟等大量仿铜陶礼器，年代为战国早期之末或战国中期前段。虚粮冢墓区8号墓室底夯筑积炭层，二棺二椁，北墓道北端有杂殉坑，东侧有车马坑，为战国晚期墓葬。辛庄头30号墓一棺一椁，北侧有头箱，出土有仿铜陶礼器及青铜、铅、金、银、骨、角、玉石器等材质的遗物，金饰多有计重铭文，装饰纹样多是牛、羊、马、骆驼、熊、鹿、怪兽等，显示了燕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密切关系，时代为战国晚期。燕下都遗址为研究我国东周时期的都城形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风貌，以及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燕下都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赵邯郸故城为双城布局，分为赵王城和大北城两部分。赵王城为王宫所在，由西、东、北三座呈“品”字形相连的小城组成。城垣外有防御壕沟系统，内有防雨排水措施。大北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是居民区、商业区和手工作坊区所在地。赵王陵在城址西北10公里之外，共有5座陵园。1978年发掘了周窑1号陪葬墓，被破坏的封土上散落大量建筑构件，墓室平面呈“中”字形，有东西两条墓道。椁室为内木外石，共两层，东墓道内有车马坑，西墓道有儿童殉葬坑，残存“安阳”“皮氏”方足布及铜镞、铁镞、车马器、铜带钩、金箔片等。

中山灵寿城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东、西两城以城垣相隔。东城东北及南部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西北部为官办铸铜、冶铁、制陶及制石、玉、骨器等手工业作坊区等，西城东部中间有夯土建筑基址，北部王陵区有陵墙围绕，遗址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及陶器、铁器、铜器、骨角器等。中山国王陵区有两处，分别位于灵寿古城外1500米的西灵山下南坡之地和西城北部，共有大型封土墓葬8座。发掘的中山王墓和中山成公墓年代为战国中期，有享堂建筑，墓室平面皆为“中”字形，有南北两条墓道，椁室内积石积炭，大石封顶，椁室两侧设有藏物库，南墓道两侧各有一车马坑。中山王墓西侧还有杂殉坑和葬船坑，大墓周围分别有贵族陪葬墓多座。中山王墓椁室内出土最重要的“兆域图”铜版，是迄今为止世界现存最早的铜质建筑设计平面图。出土的铁足大鼎、方壶和圆壶三器，外表镌刻史料价值极高的长篇铭文，共有1099字，不仅确切表明墓主为中山王，而且记明中山王的世系及有关史实，填补了两千余年来中山国研究的空白。

中山王墓错金银神兽

行唐故郡遗址历时5年的考古发掘，共发掘遗址面积12000平方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墓葬70余座，灰坑600余座，水井65眼，窑址6处，道路5条，灶3座。墓葬分土坑墓和积石墓，普遍有殉牲，大型墓葬东侧附葬车马—殉牲坑。出土青铜器、金器、玉器、陶器涵盖春秋晚期和战国早中期。从文化内涵来看，当属鲜虞—中山国文化，弥补了鲜虞—中山国早期阶段历史文化研究的缺环。为研究戎狄等北方族群的华夏化进程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行唐故郡二号车马坑

北戴河金山嘴建筑群遗址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推测其为秦始皇东巡的行宫遗址。对探索秦皇岛地名的由来和这一地区的历史地理，以及对中国古代史和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北戴河秦行宫遗址

满城汉墓墓葬保存完整，出土文物充分反映了西汉盛世时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创造多项考古发现之最。渗碳钢、百炼钢、镀铬技术等先进科技的应用足以改写中国科技史；铜漏壶为迄今考古发掘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计时器，对研究天文学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石磨、铜尺等文物为国内首次发现，对研究农业发展史和古代度量衡制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长信宫灯、博山炉、凤鸟纹杯等文物造型精美，制作精良，匠心独运，是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典范制作，金缕玉衣更是闻名遐迩。高庄汉墓规模宏大、形制独特、结构复杂，出土文物7000余件，包括银、铜、铁、陶、漆品等一批价值高的文物，其中三架车马为同时代保存最完整的遗存，推测墓主为常山王刘舜。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完整的金缕玉衣、大量玉器和《六安王朝五凤二年起居记》《论语》《六韬》《文子》等8种重要古籍的竹简等，推测墓主为中山怀王刘修。安平东汉砖室壁画墓描绘了规模庞大的院落建筑，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大型界画。毛笔蘸白粉浆书写的《急就篇》《论语》《孝经》等典籍中的语句，以及表示方向的东、西、南和数字等是研究书法史的珍贵资料。“惟熹平五年”题记，为汉代壁画和画像砖、画像石的断代提供了标尺。

满城汉墓长信宫灯

高庄汉墓

以邺城遗址及其皇族墓地、名门望族墓地考古发掘工作为重点，揭示了魏晋北朝时期社会结构发展变化。

邺城遗址是魏晋北朝时期河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遗址由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邺北城呈东西向长方形，正北向，东西长2400米，南北宽1700米，城墙宽度15-18米。城北区为宫殿、苑囿及贵族居住区，南区为一般衙署及里坊，这种规划充分体现了以北为尊的理念，改变了汉代以来都城宫殿布局分散的特点；以中阳门大道为中轴线的设计理念，开创了城市布局对称设计的先河，这种布局规整、中轴对称的规划理念对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邺南城紧靠北城，其北墙沿用邺北城南墙，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墙均长约2300米，东墙长约3440米，西墙长约3200米，墙体宽7-10米，东南角、西南角城墙呈圆角弧形，城门11座，城址北部中央发现宫城遗迹，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620米，南北长970米，宫城范围内勘探出夯土基址14座。有学者认为邺城开启了后世中国乃至东亚都城的统一格局：单一宫城，三套城垣，整齐划一的棋盘状里坊，在世界都城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核桃园佛教建筑群等一批重要遗迹和遗物的发现，既为东魏北齐邺城平面格局的更全面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把邺城佛教考古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也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的文化融合提供了可靠标本。其中，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佛寺遗址之一，其以佛塔为中心、多院落式的建筑格局，对于研究佛教寺院建筑布局的发展演进具有重要意义。邺城周边的北响堂和南响堂石窟、鼓山水浴寺石窟、中皇山石窟，以及涉县的娲皇宫石窟等反映了这一时期佛教的兴盛，这些石窟寺造像及刻经为研究北朝时期佛教艺术、佛学文化，探讨北朝时期佛学思想，追溯隋唐佛学流派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邺城遗址北朝宫城区206号大殿

邺城遗址长孙氏造阿弥陀像

相继发掘了北齐神武帝高欢第十四子高润墓，北齐皇族、修城王高孝胥墓，东魏茹茹公主墓，东魏皇族、徐州刺史元祜墓以及景县封氏墓群、高氏墓群，无极甄氏墓群，河间邢伟墓，赞皇李希宗墓，平山崔昂墓，黄骅常文贵墓等北朝时期名门望族墓葬，为研究渤海封氏、高氏，无极甄氏，河间邢氏，赵郡李氏等名门望族墓地布局、丧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磁县湾漳大墓推测墓主可能为北齐文宣帝高洋，墓道两壁绘制的青龙白虎和53人仪仗出行的卤簿壁画，场面气势恢宏，人物栩栩如生，体现出高超的绘画水平。

东魏   元祜墓陶俑

定州石函出土金、银、铜、琉璃、玉、玛瑙、珊瑚等质地遗物91组共5657件，对于研究魏晋北朝时期佛教瘗埋制度及中外文化交流意义重大。

 隋唐宋元时期城市考古、瓷窑考古、佛教考古、名人墓葬考古异彩纷呈，文化发展脉络清晰。

正定开元寺南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遗址。发掘确认遗址囊括了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七个历史时期连续的文化层叠压，揭示了晚唐五代时期城墙的建筑结构，确立了晚唐五代时期真定古城子城的存在，明晰了唐代开元寺南部边界以及宋金时期开元寺南部街巷、民居布局，阐释了唐至明清时期真定古城的发展脉络，为古今叠压型城市考古提供了范例。出土文物近7000件，极大丰富了正定县历史文化内涵。崇礼太子城通过连续三年的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15900平方米。确认其为一座长方形城址，南北400、东西342米，城门仅发现南门1座，门外有瓮城，城外有护城河。通过对瓮城、9号基址、三号院落等地点进行发掘，确认城内主体建筑呈南北轴线、前朝后寝分布。出土遗物中“尚食局”“内”“宫”等刻款体现皇家属性，结合其规模与位置，确认其为金代中后期皇家行宫遗址，推测为金章宗秋山的泰和宫。它是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重要城址，是近年来考古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张北县元中都有三套城垣，由内至外分别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墙保存基本完好，四墙中部各有一城门；皇城与外城墙保存较差。对宫城内一号殿址、南门、西南角台、1号排水涵洞，皇城南门等5处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1.7万余平方米。出土汉白玉螭首、宝装莲花柱础、龙纹琉璃瓦当滴水等珍贵文物。元中都遗址是我国元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为元代都城的选址、营造与建筑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正定开元寺南遗址晚唐五代城墙

崇礼太子城遗址博物馆

太子城遗址 金代 铜坐龙

太子城考古遗址公园

元中都遗址汉白玉角部螭首

河北陶瓷考古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邢窑主要分布于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一带，共确认北朝至元代的窑址26处。已进行过6次考古发掘，清理了一批隋至元代的窑炉、作坊、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了透影白瓷、隋三彩、“盈”“官”等重要遗物，基本建立了邢窑北朝至元共9期的分期标准。邢窑代表了隋唐时期中国白瓷的最高水平，隋代即有 “南青北白”之美誉。

南水北调工程内邱南中冯墓地 唐 邢窑白瓷大罐

定窑是继邢窑之后北方白瓷的典型代表，其白釉刻花、印花等产品极富特色。通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建立了定窑瓷器晚唐至元代瓷器分期标准。近年来，新发现了曲阳枣树地、北镇东两处隋代窑址，将定窑窑址创烧时间推进至隋代，扩大了定窑窑址分布范围，并根据碑刻等文献确定定窑窑址一带有完备的政府窑业税务机构。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绘艺术，开启了中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磁州窑主要分布在漳河流域和滏阳河流域，以观台窑址规模最大，面积约50万平方米，保存最完整。经过3次考古发掘，基本搞清了该窑址的始终烧时代及各期产品的特征。2015年，对漳河流域冶子窑进行发掘，将磁州窑的烧瓷年代及毛笔点彩装饰技法推进至唐代。对滏阳河流域盐店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确定了盐店遗址的烧瓷年代为元至明清时期。

井陉窑共确认窑址12处，时代从隋至清代，共进行过8次考古发掘，基本明确井陉窑为隋代后期创烧，到晚唐五代时期达到鼎盛，烧瓷规模扩大，出现大量高端细瓷器，如“官”字款器等，另有各类胎薄釉润高档细白瓷产品发现。金代井陉窑形成了剔花填彩、戳印填彩、刻划花填彩等独特装饰工艺。

定州系白石造像是河北地区佛教考古的典型代表。曲阳修德寺遗址共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出土汉白玉造像2200余件，其中有明确纪年的271件，分为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个时期，是曲阳白石造像出土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纪年器最多的一次，为曲阳作为中国定州系白石造像的产地提供了翔实资料。

南宫后底阁遗址发掘出土的300余件造像是曲阳修德寺遗址后定州系白石造像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对推动佛教考古、美术考古等研究有重要意义。

定州静志寺塔基的建造年代为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出土陶瓷器共115件，除少量越窑、耀州窑瓷器外，均为定窑北宋早期产品，多件器物有“官”“新官”等刻款，代表了定窑北宋早期瓷器的最高水平。塔基出土了北魏、隋、唐、北宋时期的石函、鎏金铜函、银棺、石棺、金棺、银棺等佛教器物，对研究中国古代地宫形制、舍利瘗埋、佛教壁画等有重要意义。

定州净众院塔基建造年代为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平面近方形，四壁均有壁画，北壁为释迦牟尼涅槃图，东西壁礼乐图。塔基内出土银器、瓷器、石刻等文物106件，其中55件瓷器全部为定窑产品。白釉龙首莲纹净瓶胎体细白坚致，釉色莹润，通体饰高浮雕莲纹、花卉纹，龙首流，为目前发现最为精美的早期定窑产品。

定州净众院塔基地宫 北宋 白釉刻花龙首净瓶 

隆尧唐祖陵由主陵区和光业寺两部分组成。主陵区为唐高祖李渊第三代祖李天赐和第四代祖李熙的陵墓，陵前置双阙，阙前分布石像生，陵区东南有光业寺。确认陵园内两座主陵呈西北东南向排列，陵前双阙为三出阙，双阙前有石狮。考古工作明确了唐祖陵陵园的准确范围，为祖陵的保护提供了考古资料。

大名何弘敬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室平面呈圆形，直径约6米，砖石混筑，墓室底部铺石板和木板。墓志出于墓道内，志石楷书59行，3800字，由志文可知墓葬时代为唐咸通六年（865年），是我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装饰最精美的唐代墓志，对研究晚唐藩镇割据、唐王朝与藩镇间的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曲阳田庄大墓为一座坐北朝南带长斜坡墓道的大型砖室墓，墓葬分地上、地下两部分。地上部分由墓上封土、墓前神道组成，地下部分由墓道、仪门、庭院、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10个侧室及2个大型龛组成，是同期最复杂、规模最大的砖筑墓葬结构。

曲阳王处直墓为有斜坡墓道的前后室带左右耳室大型石室墓，墓室内绘有精美壁画，内容有人物、云鹤、花鸟、日常生活用具、星象图、湖石树木、水墨山水等。尤其是前室北壁的水墨山水画，表现了中国独屏水墨山水画的早期形态，在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后室东西壁为两件汉白玉彩绘人像浮雕，东壁“奉侍图”，西壁“散乐图”，两块浮雕线条流畅，敷色绚丽，立体感极强，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被专家公认为近年来发现的最为珍贵的五代浮雕。墓内出土白瓷碗、“新官”款白瓷钵等定窑瓷器，为五代前期定窑瓷器的断代提供了标尺。

曲阳王处直墓 五代 汉白玉彩绘浮雕奉侍图

宣化下八里辽墓墓室备茶壁画

井陉柿庄壁画墓墓地最精彩的为各墓浓郁乡村生活气息的壁画与砖雕，其中尤以柿庄M6东壁的“捣练图”最为精彩，画幅占据整个东壁壁面，自南向北由担水、熨帛、晒衣、砧捶4部分组成，与宋摹唐代画家张萱名作“捣练图”相似，但有自身的创新与特色。

后太保史氏家族墓发掘墓葬8座，其中石室墓2座，砖室墓6座。4号墓据出土墓志确认为史杠及其夫人合葬墓。1号墓规模最大，出土青瓷荷叶形盖、高丽镶嵌青瓷梅瓶、官窑大碗等高档瓷器，结合其墓地位置与埋葬序列推测其即史天泽墓。史天泽墓为研究元初高级官吏丧葬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是元代考古的重大发现。

张柔家族墓地确认墓地内有覆斗式封土3座，通过神道碑确认其中两座分别为张柔与其第八子张弘略墓。张弘略墓坐北朝南，是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左右侧室组成的多室砖墓。随葬品中有景德镇、龙泉、钧窑、磁州窑、吉州窑等窑口的瓷器，器形有香炉、尊、盘、碗、钵、玉壶春瓶、高足盘等。另有滑石花口盘、铜镜及墓志等。张弘略墓的封土结构、墓葬形制、随葬瓷器对研究元代早期高等级墓葬提供了重要资料。

梳妆楼元代墓地为一处元代家族墓地。整个墓地共发现墓葬100余座，发掘27座，为南北两区，南区为贵族墓地，北区为平民墓地。贵族墓地墓葬一般由地面的祭台、享堂和地下墓室组成，现存地面的砖构建筑即为贵族墓葬区主墓的享堂。出土随葬品较少，较珍贵的有二龙戏珠鎏金铜带扣、金银耳环、鎏金银梵文铜杯、桦树皮箭囊以及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长袍、纙裙、皮靴等，为研究该墓区墓主人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

黄骅海丰镇遗址发现有灰坑、灰沟、建筑基址、陶窑、水井、灶、道路等遗迹，出土大量完整或可复原器物，其中瓷器数量最多，釉色有白、黑、青、黄等，器形有碗、盘、盆、壶、罐、鸡腿瓶、虎形枕等。出土器物产地有定窑、井陉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龙泉窑、景德镇等窑系。这是一处金代港口遗址，填补了北方濒海口岸遗址考古的空白，对研究金代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潮头登高再击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唯有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我们坚信，一代一代河北考古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定能在新征程中书写新篇章，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