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前代相比，北宋的古物聚藏颇为可观，而其中关于古代礼器、铜器的收藏更是远远超越了古人。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谈到，大观初，宋徽宗“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遂尽。……宣和后……累数至万余。” [1]

图谱是对实物的记录。宋帝室的钟鼎古物，主要集中收藏在三馆秘阁、太常寺等处。秘阁的工作之一是为古器制作图录，杨南仲《皇祐三馆古器图》就是一个例子——这部图录也是黄伯思编纂《博古图》时所参考的“秘阁旧籍”之一。徽宗时期，宣和殿、保和殿则成为古物聚藏中心，《宣和博古图》所著录的器物也主要来自于这两处宫殿。

蔡京有《太清楼侍宴记》，记述了宣和殿景致：

政和二年三月，……诏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言者所谓金柱玉户者也，厚诬宫禁。其令子攸掖入观焉。”东入小花径，南度碧芦丛，又东入便门，至宣和殿，止三楹，左右挟，亦三楹；中置图书、笔砚，古鼎、彝、罍、洗。陈几案台榻。漆以黑。下宇纯朱，上栋饰绿，饰缘无文采。东西庑各有殿，东西庑侧各有殿，亦三楹……[2]

政和五年，宣和殿始设学士职位，徽宗专为此事颁赐了手诏：

宣和秘殿，建自绍圣中。经毁彻废。更至崇宁初，继复缮完。朕万几余暇，游息须臾之间，未始不居于此。近置直殿，以左右近侍官典领，吾囗囗囗囗有以处之。宜置新妆，以彰荣近，以永其传。可置宣和殿学士，班在延康殿学士之下，以两制充，听旨除授。凡厥恩数，并依延康殿学士体例施行。[3]

蔡京长子蔡攸是首任宣和殿学士——蔡攸和王黼都是徽宗宠信的官员。蔡攸无学，宣和年间执掌秘书省，是近百位饱学儒臣的领袖。他曾召秘书省官员于道山食瓜，众人征说“瓜事”，每说一条，“食瓜一片”。儒臣回避蔡攸，不敢尽言。校书郎董逌连说数条，多为人所未闻。其后，董逌即被贬黜出京。[4]学士蔡攸得宠时，“与王黼得预宫中秘戏。或侍曲宴，则短衫窄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谑浪语”。[5]蔡攸负责管理内府儒臣，组织古物、古礼的考订工作；和蔡攸共事的这位王黼，姿容俊美，多智善佞，是《宣和博古图》的主编。

徽宗时期，除了宣和殿，俟后新建的保和殿也是收藏古物的重要所在。政和三年九月保和殿落成之后，徽宗皇帝还写下了一篇《保和殿记》，云：

乃诏有司徙屯营于宫垣之外，移百官舍宇，俾就便利。得其地，迁延福宫于宫城之北，即延福旧址作保和殿。五楹挟三，东侧殿曰出光，西侧殿曰保光；保和之后有殿曰燕颐，西旁有殿曰怡神、曰凝神，其楹数如保和。总为屋七十五间。工制甚巧，人致其力。始于四月癸巳，至九月丙午殿成。上饰纯绿，下漆以朱，无文藻绘画五彩。垣墉无粉泽，浅黑作寒林平远禽竹而已。前种竹、木樨、梅、桐、橙橘、兰蕙，有岁寒秋香、洞庭吴会之趣。后列太湖之石，引沧浪之水。波池连绵，若起若伏，支流派判，萦纡清泚，方壶、长江远渚之兴。左实典谟训诰经史，以宪章古昔，有典有则；右藏三代鼎彝俎豆、敦盘尊罍，以省象制器，参于神明，荐于郊庙。东序置古今书画，第其品秩，玩心游思，可喜可愕；西夹收琴阮箫砚，以挥毫洒墨，放怀适情云云。[6]

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徽宗再次召蔡京入宴。蔡京留下了《保和殿曲宴记》，记录了保和殿的景致与古物收藏：

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两挟阁，无彩绘饰侈……中楹置御榻，东西二间列宝玩与古鼎彝器。王左挟阁曰“妙有”，设古今儒书、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柜玉笈之书，与神霄诸天隐文。上步前行，稽古阁有宣王石鼓。历邃古、尚古、鉴古、作古、传古、博古、秘古诸阁，藏祖宗训谟，与夏商周尊、彝、鼎、鬲、爵、斝、卣、敦、盘、盂，汉晋隋唐书画，多不知识，骇见。上亲指示，为言其概……抵玉林轩，过宣和殿、列岫轩、天真阁，凝德殿之东，崇石峭壁高百丈，林壑茂密，倍于昔见。[7]

蔡京两次赴宴，其场景我们可以在徽宗《文会图》中揣摩一二。而蔡京的亲身经历也在他的四子蔡绦那里也得到了回应，蔡绦在《铁围山谈丛》中谈到，徽宗：

尝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两廊，召百官而宣示焉……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及宣和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而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诸阁，咸以贮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8]

北宋《文会图》轴局部，设色绢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宣和殿”“保和殿”是宋徽宗的起居殿，把古物集聚在此，显然不是祖宗典制。不过，这件事却标志着古物观念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墟墓之物”从此登堂入室，成为供人摩挲把玩的“审美对象”[9]——历史感与美感合二为一，此风气与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内府的古物并非凭空而降，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诏令征召集聚而来。在古代中国，典籍、卷轴书画、鼎彝古物绝非普通的财物，而是古人灵魂与精神的重要象征，[10]北宋时期，惩戒邻国的方式之一就包括禁止向对方出售书籍，苏轼甚至还为此上过奏折。古物本身就是活着的历史，学者研究文物，可以寄托自己的生命。帝王研究古物，应该还有更丰富的含义。汇聚前代文物——正如在帝都经营建筑奇观、举办盛大集会一样——这也是王庭威服四夷、宣示正统的重要活动。臣属有义务无条件地向帝室输献古物，同时，这也是邀宠的重要方式。《家世旧闻》中记载：“至崇宁后，古器毕集于御府，至不可胜计。一器之值，或数千缗，多因以求恩泽，所至古冢㔉凿殆遍。”[11] 

《遵生八笺》引《西湖志》云：“高宗幸张俊，其所进御物，有狮蛮乐仙带……龙文鼎、商彝、高足彝、商父彝、周盘、周敦、周举罍、兽耳周罍、汝窑酒瓶二对，有御宝画曹霸《五花骢》……皆珍品也。”[12]这样的例子在各个时代都不鲜见。而帝王在向臣属索取古物时，也不必有任何犹豫和心理负担。同样是宋高宗的例子：

番阳董氏，藏怀素草书千文一卷，盖江南李主之物也。建炎己酉，董公逌从驾在维扬，适敌人至，逌尽弃所有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弅尤极珍藏。一日朱丞相奏事毕，上顾谓曰：“闻怀素千文真迹在董弅处，卿可令进来。”丞相谕旨，弅遂以进。[13]

不过，在普通官员、商人和百姓那里，情形可能完全不同——叶梦得《避暑录话》：

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坟墓，无不所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14]

叶梦得是蔡京门客，经蔡京举荐，被徽宗特迁为祠部郎官。《避暑录话》还提到了发生在楚国故地几则故事，根据他的描述，这地方官员对古物的搜攫可谓不遗余力、如痴如狂：

吴珏为光州固始令。光，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间有异物，而以僻远，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赎。既而罢官，几得五六十器。与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后余中表继为守，闻之，微用其法，亦得十余器，乃知此类在世间未见者尚多也。范之才为湖北察访，有绐言泽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见于外，其间可过六七岁小儿。亟以上闻，诏本部使者发民掘之。凡境内陂泽悉干之，掘数十丈，讫无有，之才寻见谪。[15]

徽宗时期，内府的文物庋藏之盛，堪称中国艺术收藏史的又一个奇迹。然而数年之后，宣和殿、保和殿的旧藏便水流云散，浪荡西东。或依金人辗转北上，或随遗民飘摇南下（南下文物见于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或者是荼毒于水火兵燹，不知所终。[16]北上的文物，多流入金朝宫廷。[17]有一些也会中途流散，政和礼器中的一件“牛鼎”就在随金人北上时滞留河北——现陈列于河北省博物馆。流入北方的文物偶尔也会被使臣带回南方，[18]或通过榷场重新回流江南，类似今天的文物回流拍卖。[19]金覆灭后之后，诸多故宋文物依旧滞留北方，为元代“大都”文人提供了精神滋养。南下的图书文物，则为江南苏杭地区带来了好古、悦古的风气，成为士人追念故国的心理寄托。至元末昆山顾阿瑛以后，苏州、杭州地区的好古之风更是蒸蒸日上，一发而不可收。

[1]（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第24页a至第25页a。

[2]（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宋刻本，第11页a、b。

[3]宋徽宗政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置宣和殿学士御笔》，载（宋）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六十四，清钞本，第2页a。

[4]《挥麈前录》：“宣和中，蔡居安提举秘书省。夏日，会馆职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征瓜事，各疏所忆，每一条食一片。坐客不敢尽言，居安所征为优。欲毕，校书郎董彦远连征数事，皆所未闻，悉有据依，咸叹服之。识者谓彦远必不能安，后数日果补外。苏训直云。”（宋）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三，宋刻本，第8页b、第9页a。

[5]（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清嘉庆六年冯集梧等递刻本。

[6]（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页a至第15页a。

[7]（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第14页a、b。

[8]（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第25页a、b。

[9]当然，更早的做法是始于北宋的文人群体，宋真宗时就有一个例子：“夏英公竦，性好古器奇珍宝玩。每燕处，则出所秘者，施青毡列于前，偃卧牙床，瞻视终日而罢。月常数四如此。”（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夏英公好古器珍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页a、b。

[10]考察或求证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阐释此民族法律、风俗、古文物或艺术的历史，在西方，黑格尔之后，艺术更成为验证或宣示民族精神的重要工具——此条见解得益于杨思梁先生，谨此致谢。

[11]（宋）陆游：《家世旧闻》卷下，民国影明穴砚斋钞本。

[12]（明）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5页a、b。

[13]（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页b。

[14]（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8页b、第19页a。

[15]  同上，第19页a、b。

[16]（宋）邵博：《邵氏见闻后录》卷第二十七，第1页a：“宣和殿聚殷周鼎、钟、尊、爵等数千百种。国破，寇尽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劳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后世三代彝器，当出于大梁之墟云。”

[17]（金）张思颜《南迁录》：金章宗“幸蓬莱院，见所陈玉器及诸珍玩，视其篆识，多用宋朝宣和时物，恻然动色。宸妃曰：‘作者未必用，用者不必作，南帝但能作，以为郎主用耳。’”。钟渊映（约1640-约1680年）认为《南迁录》为伪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金史》引证过《南迁录》。此书多错乱之处，我们可作稗史看待。

[18]（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页a至第15页a：“嘉泰间，章文庄公颍，以右史直禁林。时宇文绍节挺臣为司谏，……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杯侑酒，色如截肪，真于阗产也，坐客皆夸赏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异哉！先肃愍公虚中使金日，尝于燕山获玉盘，径七寸余，莹洁无纤瑕，或以为宣和殿故物。平日未尝示人，今观此色泽殊似。’于是坐客咸欲快睹，趣使取之。既至。则玉色制作无毫发异。众客惊诧，以为干铘之合，不足多也。”

[19]王国维《书〈宣和博古图〉后》：“盖金人不甚重视古器，而宋之君臣方悬重值购之。故汴京内府及故家遗物，往往萃于榷场。”载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卷十八，彭林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9-570页。

作者简介

孔令伟，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著有《风尚与思潮：清末民初中国美术史中的流行观念》《悦古》；编著有《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文献选编》（与吕澎合作）《艺术哲学与史学理论》等；译著有《历史及其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