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在我国城市化持续深入、社区空间不断重构的过程中，公共区域成为社区建设的新契机。校园作为社区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潜力在社区治理、社会公平、环境友好、儿童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本文以纽约“校园到游乐场(Schoolyards To Playgrounds)”计划为例，深入分析了在公共土地信托基金(TPL)领导下，纽约市共享校园的发展历程、实施路径和设计、管理与运营策略，以期为我国共享校园空间，促进学校与社区融合，构建儿童友好社区、优化社区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儿童友好、共享校园、社区治理、儿童景观

引言

20世纪以来，以增进社区、学校及家庭间合作、提升社区治理、促进教育发展为目的的改革设想从未间断。[1]一方面，社区有能力提供的区域文化、行为规范、社会交往与生活能力等隐性教育内容，也可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学校尝试将校园设施、师资等方面的资源和权利让渡于社区，谋求校园设施利用率最大化，可以缓解社区公共资源紧张，促使校园与社区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获得共同发展的机会;而儿童作为社区生活和学校教育的主要参与者，可在活动组织策划、校园空间优化等社区与校园融合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受益。作为社区的重要配套，学校不仅承担着孩子们收获知识和个人成长的使命，还肩负为社区发展提供保障、促进社会融合治理的职责。

自1996年以来，美国公共土地信托基金(The Trust For Public Land，以下简称TPL)领导的“校园到游乐场(Schoolyards To Playgrounds)”计划，通过独特的参与式设计过程，将纽约五个区两百余所公立学校的操场共享成社区公园和游乐场[2]，在课余时间和休息日对社区开放，并提供持续的管理和运营服务，为社区儿童和居民带来健康、宜居、弹性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环境，促进学校与社区的深度融合，解决了该市社区公共空间长期以来供给不足、分布不均的社会问题。经过25年的发展，该计划已成为儿童友好、社区治理和可持续绿色基础设施的标杆，并逐步升级为服务于青少年发展、环境公平、社区赋权、雨洪管理的社区公园的实践标准。[3](图1)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深圳、上海等地纷纷将儿童友好城市和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提上日程。TPL的“校园到游乐场”计划，以儿童为抓手，通过共享社区空间，丰富社区活动内容，实现社区环境的“共建共治共享”，为我国打造儿童友好社区、优化社区治理体系、重塑社区认同提供了系统的经验。

图1.P.S.366校园改造前后景观(图片来源:TPL官方网站)

纽约“校园到游乐场”机会的发展历程

在纽约，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共空间资源并提高成本效益，在学校与社区之间共享操场的尝试由来已久。(图2)在城市公园发展的全盛时期，在1934—1960年期间担任纽约公园管理局专员的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便通过将现有学校操场转化成“联合经营操场(JOPs)”的方式，将纽约市的游乐场数量迅速从119个增加到777个，并将这些空间的所有权从教育部转移到公园管理局，以强调这些“联合经营操场”的公共属性，上课期间学校可获得场地使用的专属权，其他时间操场向社区开放。[4]但仅仅打开校园，并不意味着它能很好地满足学校和社区需求，自1938年首个“联合经营操场”在汉密尔顿堡运营以来，便一直受到各种阻挠，其中权属的划分与安排引起了巨大的争议。[5]一方面，它被认为是指定的公园区而限制了土地的使用方式，公园管理局缺少对空间的运营措施，而学校不掌握场地所有权，对管理并不积极;另一方面，它无法灵活地满足所在学校对场地的潜在需求，尤其是学校在课余时间对操场的使用，市政府担心抑制公立学校的成长和发展因此限制“联合经营操场”的扩张。时至今日，名录上仍然保留的269个“联合经营操场”，早已在学校和社区就场地使用的频繁冲突中名存实亡。

 图2.TPL“校园到游乐场”计划的发展历程(作者自绘)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口的增长，纽约的人均绿地水平比其他大城市都要少，且分布不均，少数族裔社区的公园面积平均比白人社区少44%，低收入和高收入社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6]，尤其在低收入和少数族裔聚居的布鲁克林、布朗克斯等地的部分社区中，可使用的公共空间更为紧张。此时的纽约已经拥有全美最大的公立学校系统，为110万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教育服务，但大多数校园操场都覆盖着沥青，被铁丝网围绕，毫无吸引力，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的使用时间。校园被视为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资源，有潜力为更多纽约市民提供高品质的开放空间，并优先为传统的边缘化的社区增加新的社区公园和游乐场，进而实现让纽约更绿色、更健康、更节能、更宜居的目标。

由美国风景园林协会(ASLA)名誉董事玛丽·艾丽斯·李(Mary Alice Lee)领导的公共土地信托基金(TPL)成立于1972年，是专门致力于通过土地保护、景观更新改善人类福祉的非盈利机构。[7]为了重新利用校园对公共健康、环境改善、教育提升和社区服务的价值，作为环境领导和社区管理的榜样，TPL在1996年开发了“校园到游乐场”计划，并将其作为该组织“城市空间(City Space)”更新项目的组成部分，通过系统的校园改造与共享服务，满足学校与社区的需求，以改善那些被遗忘社区中公共空间、社区公园和游乐场严重不足的现状。1996—2004年，TPL依托公司资金小规模地改造了12个绿色校园游乐场[8]，并在课余时间提供一系列管理与运营服务，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2004年11月，市长获得了纽约公立学校的管理权，并开放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全面推动“校园到游乐场”计划奠定了基础。同年，TPL与教育部(DOE)、公园娱乐部(DPR)建立了稳定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并获得2:1的政府财政支持[9]，用于之后五年内，每年开发5个校园游乐场的规划，拟在2010年完成25座公立校园的改造。

2007年，时任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计划PlaNYC 2030，目标是到2030年，让每位纽约市民在其居住地的10分钟步行范围内，都能拥有优质的公园。[10]根据2007年PlaNYC的报告显示，尽管纽约拥有庞大的公共绿地，但由于人口基数巨大，全市仍有250万人口居住在公园10分钟步行范围以外，188个社区中，有97个社区的游乐场规模无法达到每1250名儿童拥有一座游乐场的最低标准。随着人口的增长，到2030年全市将有50个社区的人均绿地水平将低于每1000人拥有2.5英亩(约为117平方米)绿地的红线。[11](表1)与此同时，公共卫生领域面临更大危机，儿童肥胖率2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因哮喘住院的儿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12]尽管本世纪初，高线公园、布鲁克林大桥公园等大型公园因创新的设计广受赞誉，但批评者指出，这些公园主要服务于游客和高档住宅区，已成为日益扩大的社会分化的象征，而更广泛的低收入社区无法享受其带来的福祉。[13]作为缓解社区公共空间紧缺、城市绿地分布不均、儿童发展支持不足等问题的积极手段，“校园到游乐场”计划成为PlaNYC2030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真正起飞，TPL与纽约市深度合作并领导该项目在纽约市五个区的公立学校中推广。2007年，经过详细的论证，市长公布了三类共计290个待改造开放的绿色校园名单，其中I类已经具备开放条件的69所校园随即向社区开放，II类(150所)和III类(71所)校园将通过环境更新以达到开放标准。[14]按照计划，政府将为该项目合计投资1.11亿美元，并提供每年1450万美元用于场地的维护经费，尽管之后受到两次财政缩减的影响，剔除了布鲁克林、布朗克斯和皇后三个区的24个绿色校园项目。[15]但时至今日，“校园到游乐场”计划仍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根据NYC Open Data的数据显示，至2013年，该项目共完成了231个校园的改造。随后环境保护部(DEP)的参与进一步推动了该计划。至2017年，TPL的报告显示，有261个校园完成更新，并向社区儿童和居民开放共享。为表彰TPL的突出贡献，美国风景园林协会(ALSA)将2021年度奥姆斯台德荣誉奖章(The Olmsted Medal)颁发给TPL及其领导的“校园到游乐场”计划。[16]为了使该计划更具可持续性，TPL已经将该项目推广至费城、纽瓦克、波士顿和洛杉矶等城市，并邀请了50个主要大城市的市长响应“100%承诺”，旨在确保到2050年，所有人能在步行10分钟之内拥有一个优质公园，并在全美范围内推广10分钟步行活动。[17](表2)

表1.2007年纽约与其他主要大城市公园与游乐场发展水平比较

表2.2007—2020年纽约公园与游乐场发展状况

“校园到游乐场”计划的实施路径

在参考了20世纪中叶“联合经营操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本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并积极响应PlaNYC2030计划的远景目标，TPL领导下的“校园到游乐场”计划经过25年的探索，将学校与社区共享校园的主张应用到一个全新的开发、设计、实施、管理与运营模式中去。

1、创新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该计划成功实施的基石

1996—2004年，TPL依托公司资金缓慢推进“校园到游乐场”计划，在8年时间里，仅完成了12座绿色校园游乐场的改造。2004年，公共土地信托基金(TPL)、教育部(DOE)、公园娱乐部(DPR)作为核心成员建立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并在2007年借助PlaNYC2030计划启动的契机，巩固了这一合作伙伴关系，从政府层面获得了在土地、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加速了该项目的实施。(图3)

图3.“校园到游乐场”计划的实施路径和组织构架(作者自绘)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最重要的贡献是明晰了参与各方的权利与责任。[18]教育部(DOE)为该计划提供土地，负责场地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建成后的校园游乐场仍属教育部资产;DPR提供校园改造、游乐场景观设计和建造的专业能力，为合作伙伴提供项目建成后的管理建议;TPL作为伙伴关系和“校园到游乐场”计划的领导者，负责协调政府、社区、学校的合作关系，整合政府相关部门、公益基金、社会组织、社区服务机构等各方资源，掌握学校、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诉求，就促成这一共享空间的实施达成共识;TPL还提供参与式改造校园的经验，定期组织社区会议，确保各项工作步调一致，分享实践经验、对接社会资源，并培育项目建成后的管理与运营能力。[19]作为PlaNY C2030计划的核心成员与工作内容，2013年环境保护部(DEP)加入该伙伴关系，以推广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基础设施计划，在校园改造中融入雨洪管理和低影响设计的经验，并进一步减少城市校园中沥青地面的使用[20]，目标是利用环境作为天然过滤器，捕捉、净化地表径流，改善水质，控制纽约联合下水道的雨水溢流，进而保护纽约近600英里(约960公里)的滨水区不受污染。除此之外，TPL与校园建设局(SCA)共同确定适合纳入该计划的学校;与大都会人寿基金、瑞穗银行慈善基金等慈善组织和民选官员个人建立联系，为该计划募集民间资金;而与纽约路跑者(NYRR)[21]、绿色联盟[22]等社会组织和社区服务机构合作，为项目建成后的管理与运营开发内容;而市长可持续发展办公室(MOS)则在PlaNYC 2030的框架下促进各方的沟通。

2、严谨的项目开发流程是该计划顺利开展的保障

为确保“校园到游乐场”计划的开放性、公平性，并且真正满足学校和社区的需要，所有项目的开发都经过了场地筛选、评估分级、参与式设计、项目实施等阶段。

首先，需要确定哪些校园将被改造成新的校园游乐场。让更多的社区在10分钟步行范围内拥有社区公园，尤其是缓解低收入、高密度社区对绿色开放空间的迫切需求，是“校园到游乐场”计划的重要目标。因此TPL开发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与其旗下的城市数据库的筛选工具[23]，来确定亟需改建的校园。该工具结合了社区绿地、社区公共空间、社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相关数据作为关键指标，来确定对社区公园和游乐场需求最高的社区，而学校对游乐场设施的需求、学校附近土地的可用性、学校学生规模，以及在设计、管理与运营层面建立强大社区伙伴关系的可能性，也是场地筛选的重要指标。[24]基于上述依据，2007年7月2日，时任市长布隆伯格公布了“校园到游乐场”计划的290个校园清单。[25]

其次，合理的空间分级为“校园到游乐场”计划的稳步推进和预算管理提供依据。结合航片和实地考察，TPL协同DOE和DPR，将290个校园划分成三个等级，I类校园(69所)已达到开放条件，并在2007年7月向社区开放;II类校园(150所)可分别获得40万美元经费用于重新粉刷墙地面、升级运动和游戏设施，补充植被以达到开放标准;III类校园(71所)可各获得120万美元资金，在II类校园的基础上，重新铺设地面、更新围栏，并升级场地安全标准。[26]

最后，打破校园和社区的传统边界，是该计划成功的关键。TPL以儿童为核心，为每个校园提供一个参与式设计过程，并将来自政府、学校和社区的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通过设计实训、社区会议、“设计开放日”等形式，促成各方就校园改造方案达成共识。专业的设计团队将根据讨论结果，编制详细的设计方案，TPL、DOE和DPR将负责校园改造的招标、授权和施工过程，改造达标后向社区开放。

3、良好的运营管理是该计划不断成长的支柱

“校园到游乐场”计划展示了一种激动人心的共享开放空间的新方法，但开放校园也意味着更多的运营成本和随之而来的相关责任。因此，TPL帮助学校与社区实施“共享使用协议”[27]，在政府、学校、社区、社区服务机构之间建立契约关系，将改建后校园游乐场的运营成本和相关责任从学校释放出来，明确了社区、社区服务机构等合作伙伴的角色、责任与义务，并在其参与过程中分摊成本。

TPL主张积极的管理策略，并致力于在项目落成后，建立良性的运营模式，而最有效的方式是组织起关心它的核心社会群体。每一个校园游乐场都在TPL的指导下成立了由学校教师、家长、学生、社区成员组成的“游乐场委员会”，负责联系学校与社区机构，服务学校儿童和社区居民的同时，发现并解决空间使用的问题。[28]事实证明，这群最忠诚的守护者，在校园游乐场的管理和运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价值。

TPL还编制了详细的管理手册，从儿童教育、日常维护、场地安全、花园照料、时间管理、活动策划、环境保护、社会资源利用等方方面面阐释了如何促进校园游乐场的健康发展[29]，吸引更广泛的社区参与，重启社交网络，让孩子们和社区居民能够充分享受校园游乐场带来的福祉，并积极主动地照料这一共享空间。

此外，教育部还通过例行调查来评价校园游乐场的使用情况，使用评级将作为维护费用申报的依据[30][31]，使用率过低的场点将被剔除，由其他校园代替，TPL则会从学校教师、儿童、管理员、其他社区成员等处获取项目反馈，着重收集负面清单，如噪音、破坏行为、停车冲突、外来人员涌入等，并针对性地提供解决方案。

TPL在开发、实施、管理和运营“校园到游乐场”计划的工作堪称典范，这个鼓励和促进儿童和整个社区娱乐、教育和创造力发展的共享空间，成功地打破了校园与社区的边界，已经让儿童、家长和所有社区居民受益良多。

TPL在“校园到游乐场”计划中的设计策略

TPL在校园游乐场中融入了丰富的设计元素，破除沥青覆盖的表面，增加植被、人工草坪、跑道、游戏设施、运动场地等，将这些未被充分利用的场地，转化成为孩子们和社区居民户外学习、个人成长与社会交往的空间。在过去的25年里，TPL不断升级校园游乐场的设计策略、过程和方法，以响应这一社区空间在家庭支持、青少年发展、社区赋权、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面临的挑战。

1、参与式设计激发社区活力

长期以来，吸引社区参与是TPL最重要工作的标志。自1996年创立“校园到游乐场”计划以来，TPL便开发了面向学生和社区的参与式校园设计过程，重塑孩子们与社区及学校互动的方式[32]，并在20多年的探索过程中不断优化，形成了独特的工作流程。(表3)在“校园到游乐场”计划的每一个场点，TPL为孩子们准备了为期三个月的标准化参与式设计课程，向学生介绍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强调将绿色校园倡议融入社区的意义和价值，讲解参与式设计的过程，指导学生记录，分析场地条件，调查学校与社区需求，规划校园设计目标，制定工作时间表，并在预算范围内开展工作。随着参与式设计工作的推进，学生们将以设计师的身份，深入了解他们学习生活的校园与社区，通过测量场地掌握空间尺度，分析阳光与阴影来确定适合植被、运动和社交的区域，参与社区会议了解不同人群的诉求，编制校园游乐场的愿望清单，并利用可缩放比例的模板，在校园图纸上划分功能区域、布置设计元素，并确保场地的流通性和公平性，最后在“设计日”轮流向社区和学校展示设计成果，训练他们公开演讲的能力与技巧的同时听取学校和社区的声音，专业设计团队将在此基础上完成标准设计图纸。2013年之后，DEP的教育团队深入校园，为孩子们讲授城市水系统知识，并制作生动的教具，模拟城市环境中的水循环，让孩子们了解纽约联合下水道的工作方式，认识到地表径流的汇集、溢出对周围水环境的威胁，并引导学生设想校园景观介入雨水管理的策略、途径和具体方案。这一过程不仅能够让孩子们学习利用景观设计方法管理雨洪的能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更有助于提高纽约的年轻一代认识到有效的雨洪管理与城市水域健康之间的联系，并从小培养其水资源保护及生态环境管理的意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教师和社区代表将被邀请参与种植、绘制壁画等工作，使其有机会体验自己设计作品的实施过程，进一步提升社区民众对校园游乐场的参与度、归属感和自豪感。与此同时，孩子们也能够在这一过程中接受自然教育、美育并建立团队合作精神。(图4)

表3.TPL的参与式设计流程

图4.TPL组织的参与式设计(图片来源:TPL官方网站)

2、多元主题关注社区文化

严谨且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并不影响TPL关注不同社区的文化差异。纽约不同学校和社区的人口结构差异显著，对户外活动也有着不同的偏好和需求，例如非洲裔聚居的社区偏爱篮球，而拉美裔社区更热衷足球，而这些社区的形成过程、空间结构、文化背景、社区传统都要求每一个校园游乐场能够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而使用者参与设计能够更好地代表当地儿童与社区利益。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TPL邀请Ground Well等艺术家组织及个人参与各校园游乐场的壁画创作[33]，并以此展示不同社区的独特身份，如P.S.47[34]校园主题壁画《划独木舟的熊》代表了该社区几个世纪前尚未城市化时期的自然景观;P.S.176的自然与海洋主题展示了该社区对自然主义的向往;I.S.581的加勒比主题象征着这个移民社区的身份认同;而P.S.32的健康生活主题反映了该社区的生活态度和主张。(图5)此外，热衷园艺的布鲁克林东弗拉特布什的P.S.181建立了莎士比亚主题的草药园;落日公园P.S.503规划了足球、垒球、篮球等大量的运动空间，并组织社区联赛，丰富了社区需求之外，还构建了以校园游乐场为核心的邻里中心和社交网络;P.S.164被称为绿色院子，着重关注当地社区的垃圾处理等环保话题;P.S.161和P.S.77分别为残障儿童和自闭症孩子建造了感知花园，提供了专门的游戏场地、设施和服务。正如玛丽·艾丽斯·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校园到游乐场’计划的每一处场点都是独特的，而参与式设计过程是发掘并展示每一处校园游乐场独特魅力和多元文化特征的重要方式。”[35]

图5.校园游乐场的主题绘画(图片来源:TPL官方网站)

3、兼容并蓄实现社区赋能

繁荣的社区空间取决于广泛的社区参与与融合，在包容性基础上创立丰富且多样化的社区活动是确保社区不同群体都能积极参与和享受公共空间、建立社交网络和社区友谊、重塑社区认同的最佳方案。TPL努力建立积极地使用和管理校园游乐场的社区文化，激励更多的儿童和社区居民参与进来，并培养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归属感和社区意识，实现校园游乐场的共治与共享。通过“共享使用协议”大量的社区服务机构被纳入到校园游乐场的运营管理，并在“游乐场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表4)“委员会”与政府机构和社区组织建立联盟，并激励它们通过在校园游乐场的服务，获得更广泛的声誉和社会认同。“校园到游乐场”计划的包容性特点，支持其面向关注青少年发展、家庭支持、社区融合等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和社区服务机构开放这一平台，内容涵盖娱乐、教育、艺术、体育、自然、园艺等方方面面。“委员会”还定期组织社区会议，分享总结运营管理经验，评估项目实施，在活动策划、场地时间协调、矛盾冲突化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始终朝着培养社区共同体意识的方向努力。除此之外，一旦游乐场开放，TPL还会通过教师培训、绿色基础设施课程、园艺和树木养护教学等方式支持社区对校园游乐场的远景规划。[36](图6)

表4.校园游乐场的部分典型活动

图6.校园游乐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图片来源:TPL官方网站)

结论与启示

在PlaNYC 2030的倡议和TPL的领导下，纽约的“校园到游乐场”计划成功实现了户外娱乐、社区服务、儿童友好和雨洪管理的融合，已完成改建的261座绿色校园游乐场为纽约尤其是该市低收入、高密度社区带来共计超过200英亩(约80公顷)绿色开放空间;为近400万市民提供了步行10分钟可达的绿地，将纽约公共绿地10分钟覆盖率提升到99%;为36万儿童在步行范围内提供了优质的游戏空间;减少沥青覆盖的校园160多英亩(约65公顷)，增加大型树木4000余株，每年可收集、净化雨水1900万加仑(约7.2万立方米)，纽约市的综合绿地水平的排名也上升到第11位。该计划将低收入的少数族裔社区的人均公园占有提升至中位数水平，改善了居住环境;超过7300名儿童在参与式设计过程中获得自然与环境科学知识，其中大多来自少数族裔家庭。而根据TPL最新的研究显示，未来美国公立学校场地有潜力为至少1960万人(包括520万儿童)带来便利的社区公园和游乐场。[37]

21世纪初，在区域教育思想、教育社会化及社区治理创新的发展推动下，我国在促进学校、社区共享资源、协同发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例如，为满足全民健身需要，1995年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便提出开放学校空间，随后《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全民健身条例》《全国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试点工作方案》等多个政策性文件都涉及开放校园以满足公众体育锻炼、日常活动对公共空间的需求。[38]《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我国共有各类体育场地169.46万个，其中中小学校58.49万个，占比46.61%。[39]然而，尽管有各项政策支持，校园活动空间也有着巨大的存量和开发潜力，但校园开放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总体开放比例尚不足三成。[40]

形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多部门平行管理难以就共享校园达成统一思想，目前关于开放校园的国家与地方性政策文件由体育、教育、财政、工商行政管理等多个部门发布，多由教育或体育部门牵头组织，但政策文件多从宏观视角出发，各部门出发点不同，对开放校园面临的功能匹配、管理模式、时间冲突、收费与否等问题缺乏统一的指导意见与具体措施，而完善的政策法规、稳健的发展计划、高效的运营及管理制度则更能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41];

  
  

• 其次，权责划分不明造成了共享校园的管理困境，开放校园所带来的管理权限归属、人身与财产安全、责任纠纷等争端时有发生，但目前仍然缺乏明确认定与处理机制，保障体系亟待健全;

  
  

• 再次，资金来源匮乏限制了共享校园的发展，学校空间与社区需求并不完全匹配，无论是提升校园的社区服务功能，还是共享校园的管理运营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我国校园建设主要依靠财政拨款，但开放校园往往缺乏配套资金支持而难以为继，共享校园有必要提升造血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社会参与缺失制约了共享校园的推广。目前在为数不多的开放校园中多是社区居民自发进行体育锻炼，形式单一、空间利用率不高，缺乏有组织的活动内容，而调动社区组织和社区服务机构的参与度，才能激发共享校园活力，吸引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有助于共享校园向全社会推广。

学校与社区共享校园空间实质上是公共资源配置、资源共享的具体体现，校园空间的公共属性，使其参与社会共享成为必然;而打破校园边界，融入社区，也是教育从学校延伸到社区的必经途径。25年来，公共土地信托基金(TPL)领导的“校园到游乐场”计划已通过环境领导、社区赋权、儿童与青少年发展等方面的贡献，对纽约市公共空间匮乏、社区服务不足的社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我国挖掘公共空间潜能，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