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上绘画”，之前呢？ 

当你注视有画框和无画框的同一幅作品时，感觉有何不同？

请再想象自己正踱步于一场展览中，细细体会画框向你发来的邀请——有没有感受到你的注意力正通过画框集中于绘画本身，内容与现实逐渐有了严格的界限？没错，这便是画框的首要用意。

可画框如何出现于艺术史之中？毕竟在成为“架上绘画”之前，绘画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无框”之旅……

洞穴艺术（Cave Art）

自旧石器时期的拉斯科岩画后几千年，绘画与非绘画区域都未被完全区分。到了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时，最早意义上的“画框”才徐徐出现。那时的墓室壁画会利用横向线条区分叙事。而千年后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的壁画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分隔意识。可即便古人将绘画“框”进了边界里，如上这些皆还未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可拆卸画框。

早于古罗马文明的伊特鲁里亚（Etruscan）墓地，位于意大利。

大众所认知的可拆卸画框总与架上绘画相连——直到14、15世纪前后，绘画才受到重视，逐渐独立于墙面，“架上绘画”产生，可拆卸画框也随之进入了时代潮流。

这时，画框的第二重意义便翩翩而至。绘画与画框有嵌入与包围的关系，它一方面保护着画作不受损，同时也与所绘内容意义相符，成为解释画作的艺术性辅助途径。画框研究者亨利·亨德里克便有画框是“绘画再现”的观点。

Quinten Massys工作室《Detail of Saint Luke painting the Virgin and Child》（局部），橡木上油画，114.9×35.4cm，1520年

所以，一直扮演艺术史中“灰姑娘”角色的画框可以一概而论吗？当然不能。随着绘画的风靡，画框也有了“内卷”。就如一幅浓墨重彩的古典大师作品，若是配上极简的橡木画框总会感觉黯淡了几分。这便不难理解为何画框也是艺术了。

Vasiliy Pukirev《The Unequal Marriage》，布面油画，173×186cm，1862年

拉斐尔《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迪·美第奇的肖像》（Portrait of Lorenzo di Medici, Duke of Urbino），布面油画，97×79cm，1516-1519年

在拍卖前夕，参观者被带入了一间特殊的观画室。略暗灯光照耀下的这幅肖像作品散发着灼目的美感：它被镶嵌于一方精妙的古典镀金框架中，做旧的金框将背景中的墨绿色衬托得更为典雅；公爵红色袍子上闪烁的光线和其明黄色纹路的宫廷服饰更与框上雕刻的藤蔓图案相呼应；而画框的金色又平衡了作品的厚重质感……可以说，拉斐尔这件作品与此画框是天作之合。

拉斐尔《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迪·美第奇的肖像》（Portrait of Lorenzo di Medici, Duke of Urbino），布面油画，97×79cm，1516-1519年

而在此作以如此惊艳的价格拍出后，佳士得才透露了这样一则故事。这幅画框并非曾经存在的那幅，而是由佳士得古典艺术品国际负责人理查德·奈特（Richard Knight）为此次拍卖从一位享誉国际的装裱企业保罗·米切尔（Paul Mitchell Ltd）处特意购买的。虽然难以估计此画框究竟为作品增值几许，但显然奈特这番操作并非画蛇添足。

“最好的画框制造商对画框的收费可能比许多艺术家对画作的收费更高。”佳士得如此补充道。

拉斐尔所在的文艺复兴时期正是所有艺术领域重生的时代，画框同样开始千变万化。譬如矩形古典寺庙形式的画框便于该时代萌芽，它有着协调画作比例的效果；而后，风格主义时期诞生了强调卷轴和凹槽的“Sansovino”画框；英国矫饰主义则将“桑德兰”（Sunderland）画框带入时代；巴洛克时代中有着精致光雕轮廓的巴洛克式画框同样引人注目。

除此以外，亦有不计其数的画框为迎合时代与艺术作品而诞生：洛可可画框、古典与新古典画框、劳伦斯画框……

Elisabeth Vigée Le Brun《La comtesse de la Châtre》，布面油画，114.3×87.6cm，1789年，框为新古典画框

Jean-Baptiste Pater《Fête champêtre》，布面油画，1725-1735年，框为巴洛克式画框

这还不够“卷”。时间来到19世纪下半叶，艺术家开始自己设计画框。法国印象派画家埃德加·德加便亲自为其作品设计了一种简明轻快的画框：他使用了几何造型与装饰，在橡木上镀金，没有复杂的芦苇或藤蔓图案，仅在木框的拐角处雕刻出线性的弯曲。显然，这是件颇具现代风格的杰作。

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为自己的作品而设计的画框

埃德加·德加《Danseuse au repos》，纸本粉彩和水粉画，1879年，框为其设计的画框

而我们熟悉的艺术家甚至比我们想象中更在乎其作品的画框如何。比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绘画修复员乔治·比萨卡（George Bisacca）便曾透露：“毕加索的作品在17世纪雕刻的西班牙画框中看起来非常漂亮，而这些画框也常常受其本人青睐。”

在画框的这一番盛行与“内卷”后，当代艺术的脚步如期来临。令人惊异的是，艺术家与策展人却开始了移除画框的运动……

毕加索《The Yellow Sweater》，布面油画，75×59cm，1939年，框为17世纪西班牙画框

画框必须存在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便可解答。倘若你曾亲临莫奈巨幅《睡莲》长卷，或许便能体会被它环绕着的氛围感。空间感已然超越画面，让你如同亲至莫奈花园。此时，其若有框，必然弄巧成拙。

巴黎的橘园美术馆（Musée de l'Orangerie）藏有莫奈最大尺幅的《睡莲》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中的《睡莲》

然而，适合与否仅是一方面，对画框的超越性反思则是另一理解它的角度。

1973年，纽约。极简主义代表、法国观念艺术家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在约翰·韦伯画廊展出了他的作品“框内框外”（Within and beyond the frame）。画廊内外悬挂着19幅无框条纹画作。其中九幅从画廊窗户延伸出去，悬于西百老汇街空中；另有九幅被置于画廊内；最后一幅一半位于画廊窗户内，一半位于窗户外，而真正的窗框在整个展览期间皆被移除。

“框内框外”（Within and beyond the frame）展览现场，1973年

画框存在的意义由此被艺术家重提，此疑问伴随画作从艺术空间通过可类比画框的窗框融入进街头巷尾。这是丹尼尔有关“画框”是否需要存在的反思，其含义等同于是否要将艺术和美置于界限内，与观者生活隔绝。

其实，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早在《绘画的真理》中将“画框”视为绘画艺术的重要元素之一。在他看来，画框的存在引发了如此问题：什么事物涉及美的内在价值，而什么事物却被挡在了美的内在本质之外？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一对夫妇》，1936年

此时，画框是否必须存在已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它本就像是否艺术必须要用绘画来表达的答案一样，皆是否定。只是当人们在不断思索其意义之际，它才作为艺术语言被纳入史册。

丹尼尔的展览过后，不断有艺术家与策展人注意到这方被艺术史遗忘的角落。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学院、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机构皆在上世纪后半叶开始为“画框”办展、追溯其历史。不难理解，自架上绘画成为独立艺术形式至今，画框几乎与其同寿。曾几何时，它们就像窗口与取景框一般，携我们走向艺术的至深处，是艺术史极为重要却不够显眼的组成部分。

Pere Borrell del Caso《Escaping Criticism》，布面油画，75.7×61cm，1874年

回到最初“画框是否为艺术”的问题，答案便显得明了：它以自身的美成就了美，外部世界因其被隔绝在外。而后来者对于其超越性的反思，更代表画框在当代艺术中亦是具有独特意义的存在——一切颠覆性的思考皆为艺术。因此当我们谈论画框时，应当意识到：我们谈论的即是艺术本身。

编辑、文  于明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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