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峰在2005年登顶了珠峰，下山之后他和初恋林惠义求婚，被拒绝。那时他25岁，有着还未逝去的青春、做摄影的决心，以及别人对自己选择的不理解；林惠义也25岁，平静、安稳、学者气，拿了公务员奖学金，毕业后做着自己梦寐以求、也被所有父母看好的公务员工作。

他们终于还是结了婚，在赵峰求婚了8次之后。2008年他们共同离开新加坡，来中国定居。那时的中国复杂、向上，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在一起

赵峰觉得自己人生里的其中一个重要章节是大学里遇到林惠义。他是马拉西亚人，林惠义是新加坡人，两人相识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迎新会上，并住在同一个宿舍楼——当国内大学把女生宿舍楼远远隔绝于男生宿舍楼时，新加坡国立大学则认为，男女混住可以解决适婚单身的交往问题，所以一层四层是男生，二层三层是女生，寓意“男生保护着女生们”。可能这样的策略起了作用，赵峰和林惠义大一就成为男女朋友，也算不枉费学校苦心。

林惠义2002年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照片刊登在大学杂志封面上，赵峰摄

林惠义和赵峰都是学霸，拿着奖学金入学，林惠义学经济学，赵峰是机械工程。交往之后开始有了变化，林惠义学习一如既往地好，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奖学金照常；赵峰因为谈恋爱太刺激，影响了发挥，第二年就失去了自己的奖学金，赵峰的父母很伤心，对他说：“我们到处跟亲戚说你算是一个学霸，你怎么这样了？”

赵峰说：“可是我有女朋友了啊！”

在那时的赵峰看来，“有女朋友了”是一件比拿奖学金还要厉害和值得傲娇的事。

登珠峰

赵峰的“厉害”不止于大学里交了一个女朋友。大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计划组办一个百年校庆活动，选派一个团队登珠峰，那时也是东南亚第一个大学有这个想法。赵峰参与了选拔，起初有一百个人，三年过后变成五个人。中间的艰苦淘汰了大部分人。

“我们在新加坡时几乎是全职的运动员，每周训练六次，很煎熬。后来又派我们去雪山做测验。为了登珠峰，我们爬了七座喜马拉雅山的其他山峰。”

新加坡是一个平地国家，最高海拔只有163米，新加坡的大厦比新加坡最高的山都要高，为了登山赵峰要去高海拔训练，必须出国，那个过程中他去了新西兰、中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去攀登不同的山峰，为最后的珠峰做准备。

五个人中有三个人最终登顶，赵峰是其中一个，那天是2005年6月2日，赵峰记得很清楚，属于史上最迟的登顶时间。

“那时我25岁，我登到顶了，哭了，也喊了一下，可是当时的感觉不是开心，而是松了一口气。要做一个很艰难的事，不只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就能成功，还非常仰赖其他因素，比如天气、你的体能、你队友的精神、你的装备、夏尔巴人、氧气筒……这些全部都要正常操作。这些因素都不在我能控制的范围之内，我的能力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那时我就发现，你吃苦耐劳，加一些运气、缘分，确实可以做出蛮棒的一件事。所以登山和人生有同样的相比。很多人说‘我要做一个有钱人’，这个终点是很难实现的。多少钱才是有钱呢？可是登山就很明确，当你不能再走上去的时候，就知道登顶了。所以这件事对当时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有了很多启发，生命确实是因此改变。”

做摄影

在新加坡，摄影可以排到“父母最不期待子女从事的行业”之列。赵峰的摄影起始于登山时，团队里不同的人担负不同的责任，有的负责训练，有的负责后勤，赵峰那时做摄影助理，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台胶片相机，于是因为“相机最大”“比较认真”，被指定拍照做登山记录。

 

2003年，赵峰为一家德国杂志在尼泊尔拍摄一个7000米喜马拉雅山峰的故事

登山经历每一次都独一无二，赵峰记录队友的行程，从起初的烂片，慢慢开始拍得像那么回事了。拍得越多，赵峰越明白，摄影是一个功能，有交易性，但最重要的是让人有所启发，能让人感受到自己的痛苦和刺激。

登完珠峰后，赵峰想，如果我可以再做一个职业摄影师，那会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但是他的父母不觉得这是个很棒的选择，毕竟新加坡是个很现实的社会。赵峰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又去登了珠峰，多少都和国家荣誉有关，履历拿出去也是闪光的，找工作几乎没什么障碍。然而赵峰就想做摄影师。“那时我父母很担忧，他们觉得我的决定好像有点不对，但我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新加坡里的摄影师，而是全球最顶尖的摄影师。我看到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现他们是可以养得起家的。那就是我的标准，有点像看山一样，你要看高一点的山，要把那个当成你的目标。”

登完珠峰赵峰视为自己一个人生章节过去了，他的下一个章节就是全力以赴做摄影。于是赵峰在新加坡的一个小报刊里做了合作摄影师，拼得厉害，在报社里表现上乘，但他觉得这里没有带给他国际摄影的经验。赵峰去了纽约，白天给不同的摄影师做免费助理，晚上上摄影课。回想起来是个颠沛流离的经历，“很流浪，但是我的流浪有一个方向，就是学摄影”。那时赵峰27岁。

求婚

在赵峰登山、做摄影的时候，林惠义大学时就拿了新加坡政府公务员奖学金，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进了公务员系统——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做经济政策跟企业发展政策。这也是是林惠义一直以来的梦想，如何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些贡献，是她成长过程中，自己的家庭潜移默化给予她的价值观。

赵峰登山回来向她求婚，林惠义征求父母的意见，“我问我父母可以吗？他们说不行，刚登完山，你都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之后说选择做摄影师，他们更不放心。成家能不能有足够的经济收入、心态是不是稳定，这些都是父母所考虑的，他们很传统，很实际。”

“我求婚求了8次。”赵峰说。林爸爸考察了赵峰很多年，直到2008年两人决定要来北京。赵峰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摄影，让林爸爸觉得这个年轻人虽然选择了一条非正规的路，但本人态度好，很有上进心，终于同意了两个人结婚。

对林惠义来说，2008年中国正处于一种整体向上的势头。“从新加坡的角度，全球性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全球国际的这种贸易体系，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又意味着什么？我当时也没有在国外留学或者生活过，所以很想去体验一下，能够真正的观察了解，再形成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当时讨论了之后，就选择来中国。当时我报读了清华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一个国际MBA项目，然后考进了，先在清华读了两年书。”

从“贫困线”开始

赵峰常在世界各地游荡，这其实是他投入做摄影的表现。去了太多的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事情，就免不了有了一些想法。赵峰有个习惯，不论做什么，登山、摄影、去到不同的城市，他都喜欢和林惠义交流自己的感受和观点。

赵峰曾在一周时间里去过美国的纽约和印度的加尔各答。两个城市的两种极端对比在很短的时间内呈现在他面前。“在纽约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繁华城市，但我目睹了纽约华尔街外面的穷人，晚上穷人会在地铁里睡觉，因为这是个安全的地方。我去加尔各答的时候，发现穷人比所有国家的还要多，都睡在马路上，因为马路是唯一的公共场所。”

纽约和加尔各答的穷人让他们开始思考，到底贫穷是什么定义？那时两个人都回答不了，其实直到现在也没找到答案。2010年他们开始做起一个很个人的项目，《贫困线》。

“我们在拍摄之前，我会去研究一下那个国家对贫困的定义，还有它应对扶贫的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指标情况。然后再计算出国家的贫困线标准折成一天一个人的费用是多少。在发展中国家是这样一个数字。赵峰在当地的菜市场和超市去购买当地的食物，还有当天的报纸，食物摆开在报纸上拍照。在发达国家，我们把国家贫困线折成一天一个人的数字，再乘以一个低收入家庭在食物上支出的比例，这样就算出食物支出。”林惠义说。

这个项目持续了10年时间，在六大洲的36个国家和地域中进行过。起初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个艺术作品，只是他们两个人想探讨的一件事，他们利用自己所学去做这件事。“后来被艺术界里的人发现，觉得这是一条很有趣的路，我们就继续做下去，那时也没有一个终点。开始做的时候就想，就做一辈子吧，也不用想太多。”两个人便以“赵与林”（Chow and Lin）的艺术组合名义对外发布自己的作品。

赵与林《贫困线》| 法国| 巴黎 | 2015年9月 | 5.99 欧元 (6.73 美元)

赵与林《贫困线》| 美国 | 纽约 | 2011年10月 | 4.91 美元(3.60 欧元)

2019年，在他们做到第9个年头时，赵与林的作品《贫困线》做成的摄影样书在法国阿尔勒摄影节赢得了样本书大奖。

“东京的一个制作摄影书的工作坊负责人后藤由美，邀请了两个荷兰的书籍设计设计师Teunvan der Heijden 和 Sandra van der Doelen，我们把作品变成了一个样书，我们是第一个华裔艺术家赢到这个大奖。那时又有一个机构帮助我们去非洲地区拍摄。《贫困线》作品拍了十年，拍到2020年疫情开始。对我们来讲，如果能持续下去就肯定要继续做。你做得越久，它的价值存在得越久。”

2021年8月份，这本书的英语和法语版出版了，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列入2021年度摄影书单。

看未来

在2021年集美 · 阿尔勒国际摄影季新加坡影汇“一座岛屿的自然史”群展单元里，赵与林展示的作品是《等值-易拉罐》，他们拍摄了1000个易拉罐，其价值相当于一个iPhone手机壳。这个系列主要在探讨价值与金钱的关系。在《等值》系列中，赵与林也挑选了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一些物体，例如馒头、麻花、巧克力等等。

赵与林《等值-易拉罐》，2021年集美 · 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展览现场

赵与林《等值-易拉罐》

“从某一层面来说，我们对日常生活里观察到的东西很感兴趣，利用这些线索去探讨背后的系统，还有背后共同的交叉元素。用这些熟悉的东西把观众带到作品里思考，是我们的一个方式。食物是生活的一个必需品，但它对很多人来说也能够代表一种享受。食物和人的关系非常奇妙，我们经常会把食物放在作品里面，它是一个能穿越不同社会阶层的物品，不管你是富有的人或者是贫困的人，大家都会跟食物产生关系。”

在作品《等值-分散的价值体系》中，主角是馒头。早在拍摄《贫困线》时，馒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食物。赵峰觉得，馒头在中国是一个很标准的北方主食，住在北京13年，他们的朋友不论是什么阶层，和馒头的关系都非常深。2020年当他们拍摄《贫困线》时，馒头变成了一元一个。而回过头去再看2010年，那时的馒头5毛钱一个。当他们看着馒头从5毛变7毛、8毛，现在变成一元钱时，同时发现一元人民币在外面已经看不到了，大家都在用微信、支付宝支付。一元的概念已经很虚拟化了。“其实我们好像是回到了很原生的状态，钱不存在，用不同的货品做交易。我们就用馒头作为衡量去购买不同的东西，与厕纸做对比，与口罩、苹果耳机做对比。撇开货币直接与实物做比较，对价值感观产生了新的感慨和更多提问。”

“NFT是一个可以持续艺术生活的路，同时我们也觉得区块链、比特币现在已经是一个问题，以后也是一个大问题。这十年来，我们做《贫困线》时是在讨论贫困，可是后来再看这个作品，发现我们所探讨的事跟贫困差距更有关系，也跟粮食安全、地缘政治、国际贸易有关系，都与世界转折点有关。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全球化的状态里，所探讨的就是这些可能是转折点的一个趋势。对我们来讲，全世界如果不能去解决贫困、贫富差距、消费的问题，甚至是目前的加密货币，它就会成为一个世界的转折点，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因为它跟传统经济、传统政府如何去控制金融贸易之间，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摩擦。”赵峰说。

林惠义觉得，科技带给我们新的可能性，但是新的可能性和社会的价值观，如何磨合出来一个对大家更好的未来世界？在未来的世界里，谁会生活在边缘地带？谁能够控制未来世界的样子？谁能够在那个世界里生存下去？还是挺担忧的。人性其实变化不大，我们也有很多智慧的方法，能够去设计出新东西。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并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去做成的东西，还是需要更多人去探讨，再辨别出什么是我们想要创造的未来。

所以艺术对林惠义而言，是一个能够帮助她提出问题的方式。不论是她依然还在从事的市场咨询研究工作，还是与赵峰一起开展的艺术项目，对她而言都是使用一样的方法。以研究为主，先去了解事情本身，了解怎样形成现在的状况，未来趋势怎样，会影响到谁。她会把不同的部分在脑子里先组合起来。做市场研究咨询，更多是给客户一些答案和方法，让他们去解决问题。但艺术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能够让她去打破不同系统的想法，能够去提问，再去重新审视一些事情。“我希望我们的作品能更多让人去追问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问题。”

安家在北京

赵峰与林惠义已经在北京待了13年，有了一双儿女。赵峰继续自己的影像与摄影，林惠义正在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就读，同时也在2020年创立了自己的市场研究咨询公司。他们像所有中国人一样见证了北京奥运会之后社会如何迅速发展，赵峰觉得“当一个国家迅速发展的时候会有好事，当然也会产生一些问题。身在北京，还是蛮幸运能目睹这一部分的成长。最简单的一个例子，2010年搬去现在小区的时候，有一个我喜欢吃的牛肉面，一碗是10元。差不多十年后，同样的摊子卖的牛肉面就变成28元。同时这期间你也会发现，周围朋友的工资、生活水准、生活要求也一直在改变。我经常回新加坡，纽约在疫情之前，也是一年平均回去一次。这些国家改变都不大。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生活这么久，因为它有一部分很精彩。一个国家增长这么快，是会有一些问题，但同时我们确实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提升了很多，这是不能否认的。对我们来讲，也因为这样，继续住在这里是很有意思的。”

赵峰为芊丽沈阳酒店导演短片

赵与林是一对艺术家组合，他们使用统计学、数学和计算机技术来回应全球性的议题。通过类型学和摄影的方式，他们的作品受到经济学、公共政策、和媒体等多维度背景的启发，并在与各领域专家的长期交流中进一步成熟。他们的作品曾在15个国家展出，并被芝加哥当代摄影博物馆和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博物馆收藏。

赵峰Stefen Chow

赵峰StefenChow（198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在新加坡长大。他的摄影作品曾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和国家地理杂志的奖项。他曾与史密森尼杂志、GEO、科学和自然等机构合作。他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工程学士学位（机械工程专业）。

林惠义Huiyi Lin

林惠义HuiyiLin（1980年）出生于新加坡。她是一名经济学家，有经济政策制定的背景，并在亚太区域进行市场研究。她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和数学的社会科学学士学位，以及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学院国际MBA项目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