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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玉之美,到底美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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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4
近三年来,常玉花卉静物画屡创纪录——价格Top 10中有六幅为新纪录,其中2020年7月由佳士得香港拍出的《青花盆中盛开的菊花》以近两亿港元的高价售出,是此前艺术家该题材最高价的近两倍,其高端市场涨幅如此之高,令人惊叹。
常玉《青花盆中盛开的菊花》,油画夹板,110×60cm,1940-1950年代,佳士得成交价:191,620,000港元,创下艺术家静物主题画作拍卖纪录。
超凡的大师之路
遥想上世纪40年代,二战的阴霾笼罩当头,旅居巴黎的常玉也被时代裹挟向前。或许正如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著作《巴黎的忧郁》中以“异邦人”作为开篇,孤独与现代创造精神成为那个时代主题下的重要产物,对常玉来说亦是如此。
当时,他继承到的遗产已所剩不多,在战时异乡更是生活困窘。再加上绘画材料短缺,他只能购买廉价、低成本的石膏,凭借制作雕塑维持生计。同时,他外表孤傲、敏感,与画商关系冷淡,在旁人眼中是个怪人。张大千在巴黎办展时就曾说:“他是最早留学法国的画家,有中国马蒂斯的称号。他的资格比赵无极要老得多,只是性格特别古怪。”
然而,常玉内心又对生活无比热爱。他常对树讲话,有时会放音乐给植物听。在远离故土的地方,他依然保持着无尽的童心与奇思妙想。吴冠中评价道:“常玉作品中流淌的偏偏是母土的情愫,被深深掩埋的乡愁化作了他艺术的种子,他属于怀乡文学的范畴。”
由此,生活的艰难困苦与战争的阴影并未阻碍其对创作的热情,反而不断激发着他。创作于40年代的《红色背景的百合花》就是典例。画中的褐红底色带给人鲜活的生命力。百合花向上生长,或含苞待放,或灿烂怒放,金黄的花蕊闪烁其中,意趣横生。
根据《常玉全集》记载,他一生仅创作了三幅以百合花为题材的画作。一幅下落不明,一幅以深绿为底色,《红色背景的百合花》则是唯一一幅以绚烂红色为背景的百合瓶花杰作,实为珍罕。此外,该作由巴黎画商、常玉重要藏家Jean-Claude Riedel珍藏,后被亚洲私人藏家购入,曾分别在1995年和2001年于中国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常玉大展中亮相,并收录于2011年出版的《常玉油画全集》,溯源可靠。
左:常玉《绿色背景的百合花》,油彩、纤维板,91×65cm,约上世纪40年代,由私人收藏;右:媒材与尺寸不详,罗勃·法兰克曾于1949年为此画拍照,其余有关此画作的资料不详。
中西融合之路
常玉《黄桌上的白菊》,油画、木板,101×50cm,上世纪40年代,现藏于中国台北历史博物馆
融会中西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领域,尤其是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极具争议的难题。而当年赴法留学的中国大师先驱们,都在披荆斩棘开拓出具有个人风格典范的中西融合之路。
在画作《红色背景的百合花》中,常玉选用在西方文化中具有独特内涵的百合——不仅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也是梵蒂冈的国花,寓意神圣纯洁。这一题材在常玉花卉画中极为罕见——他更常描绘菊花,共绘制55幅。常玉采用西方圣洁之花为主题,融合东方写意画法,在美学体验和文化融合中,取得了历史性新的突破。
常玉在上世纪40年代以后的作品,另一个重大变化在于色彩的运用,与30年代常用的低饱和度粉色调截然不同。画中天鹅绒般浓烈的红色不由让人想到马蒂斯的代表作《红色餐桌》,同时又与中国传统刺绣风格相呼应,更有传统漆器工艺与红木家具的古朴意趣。
在空间上,该作完全摒弃了西方传承千年的透视法,不再强调空间纵深与立体感,而展现出一种平面化、一个纯粹的色彩空间。而百合花枝相互穿插、牵引,如烟花绽放般彰显出丰富的层次感。观众也随着花朵走向目光跳跃,让人联想到考尔德抽象、纯粹且富有动态的几何形雕塑。
亚历山大·考尔德《Black Tulip in the Air》,铁丝、上色金属薄板,80.9×160×160cm,1975年
常玉《红色背景的百合花》(局部),油画、画布,91×50cm,约上世纪40年代,佳士得2021年秋拍估价:100,000,000–150,000,000港元
在线条方面,常玉早年的中国书法训练赋予了其得心应手的表现力。他多采用“一气呵成”的笔法。吴冠中回忆道:“他往往用毛笔一口气速写,这源于他少年时代的书法功力。他早年曾学习过传统中国画,与书画久有姻缘,也正是书画之韵赋予了他油画之魂。”
更重要的是,该作蕴含的东方诗意语言令人难以忽视。虽使用西方油画媒材,其独特的“写意”技法却淋漓展现了东方美学精神。而这种风格也对彼时的巴黎艺术界产生了影响。艺评家安德烈·瓦那东在《巴黎:外国艺术家的角色和作用》这一权威性文章中曾写道:“外国艺术家建立起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艺术氛围,在这些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之中,他们贡献的超过巴黎给予的……而作为巴黎画派成员的常玉,我们并不能给出界定到底是巴黎画派滋养着常玉,还是常玉影响了巴黎画派。”可见,其在中西融合上早已炉火纯青。
回顾常玉的大师之路,从早年接受中国传统书画训练,到1919年游学上海、日本,再到长期旅居巴黎直至去世,其艺术生涯与同时期其他画家“同途殊归”。他性格叛逆、崇尚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选择了“巴黎画派”云集的大茅屋画院,接受更加前卫、非学院式的现代艺术教育。
同时,他常穿梭于其他艺术家工作室参观,还在咖啡馆和酒吧观察周围的人。这些经历如同波德莱尔对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的赞扬:“从少年时代起就把全部时间用于锻炼他的手、记忆力和眼睛,以便他的想象力准备更可怕的武器。”虽然不断吸取西方现代艺术形式,但常玉从未停止对本土文化的热情表达,且毫无矫揉造作和功利心,这种纯粹独立的精神至今仍回响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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